疫情后加速媒体融合，提升治理能力

　　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曾任中国传媒大学校长、中国视协第六届副主席。主要研究传播学理论、新媒体、国际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等领域。

　　疫情是大考，后疫情就应该是答卷，媒体融合需要加速度，全媒体需要升维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高度去建设，从而保障信息传播和全媒体发挥在治理中的关键作用

　　中央提出媒体融合已经将近五年了，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特别是2019年习总书记1·25讲话后，媒体融合加速推进，全媒体建设也已经初见成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地方的融媒体中心已经成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信息和服务枢纽，是当地重要的社会治理平台和抓手。由此看，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时代的融媒体中心就需要走这条路，智慧广电、智慧媒体本身就是智慧社区、智慧城市、数字中国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关键环节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正如习总书记说的，此次疫情是一次大考，题中应有之义也包括媒体融合之于信息传播、全媒体之于社会治理这样的考验。此次疫情更加凸显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下一步智能化的价值会更加重要。因此，疫情是大考，后疫情就应该是答卷，媒体融合需要加速度，全媒体需要升维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高度去建设，从而保障信息传播和全媒体发挥在治理中的关键作用。

　　经过了这次疫情大考，我们对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应该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在宏观认识、顶层设计、资源配置上，都应该有个质的飞跃。比如通过此次疫情大考，各级领导和决策者能否明白，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到底有什么作用？具体到省市县，特别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建设？如何定位？应该建成什么样子？融媒体中心的引导作用和服务作用如何发挥？如此等等。

　　因此，认清社会发展趋势，认清疫情后社会可能的变化，做好省市县媒体融合的顶层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顶层设计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当地领导对媒体融合与社会治理的认识高度。此次疫情之后，如果还没有认清上述这些问题，仅仅将媒体融合看作所有媒体的简单集合，看作就是媒体自身的事情，这样既有别于中央的要求，更违背了媒体融合的规律，也与社会发展日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以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趋势不相符。说到底，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就应该定位于国家、省域、市域和县域综合治理平台，升维到智慧省市县平台建设，以及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高度。

　　其次是当地决策者对全媒体建设的重视程度，以及当地决策者对融媒体中心资源配置和政策支持的深度、广度和力度。特别是对县级融媒体中心而言，如果顶层设计不到位、不重视，不给融媒体中心配置必要的核心资源，不给予真正的人财物支持，那么，它根本无法扮演县域治理的关键抓手这一重要角色。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融媒体中心就应该在当地发挥信息集散地的作用，发挥服务集约地的作用，从而成为重要的治理平台。比如我是某县城的老百姓，我会想知道县城里哪个小区有感染病例，我身边的人会受到多大的影响，我的衣食住行等困难由谁来解决，等等。如果融媒体中心有这种服务功能的话，绝对是当地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平台。

　　这其实也是中央对融媒体中心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即通过新闻引导群众、稳定民心，通过服务满足群众所需，如给老百姓提供就医、求助、购物、社区沟通等各类服务。但是，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各地融媒体中心的表现看，不少融媒体中心还处在建设的初级阶段。省市县政府的各种重要信息资源和服务资源、社会各种信息和服务资源等，还远未聚合到融媒體中心的自有平台上，新闻、信息、服务等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广大用户的需求，因此用户大量转向社会化媒体和第三方服务平台。

　　疫情之后，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的认识问题、融媒体中心的定位问题、通过顶层设计配置核心资源和发挥核心作用问题等，是下一步媒体融合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主流媒体能否成为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关键环节的大考。

胡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