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消失了？

　　疫情趋于稳定，一篇《武汉是去了，好照片拍到没》（严志刚）的文章在摄影圈引发讨论。其中有关“迄今为止，没有看到一张作品能够超越 17 年前的这张摄影作品（《面对生命》，贺延光）”的判断不出意料地被“怼”了。

　　有人担忧，灾难之下讨论照片好坏是否“残忍”。有人质问，什么是好照片？历史决定还是当下决定，读者决定还是专家决定？现在总结，是否太早？有人否定，说做了 30 年的大夫，没有见过一个大夫叉着腰站在病床旁。2 月底奔赴武汉的摄影师刘宇回应道：一图胜千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是为了追求那一张经典照片来到武汉的……历史不是一张照片可以承载的，即便媒体人耗尽所有心力，也无力呈现出（新冠疫情）事件全貌之万一。

　　武汉封城后，每天都有摄影人四处寻求如何能进入武汉以及“红区（医院感染病区）”拍摄。抵达现场是摄影人的本能，17 年前，贺延光亦是如此，至于是否能拍到一张经典照片，谁都知道它的不确定性。但和 17 年前不同的是，传播格局的改变使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封城期间我们看到不计其数的私人记录，有文字有影像（静态、动态），它们成为大众媒体的重要补充，甚至被多家大众媒体直接引用转载。《人民日报》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在 4 月 8 日武汉解封的重要节点，推出了一支完全由来自快手的私人影像制作的纪录短片《手机镜头里的 77 天》。

　　经典不再由权威定义，按照瓦尔特·本雅明的描述，早期的故事讲述者—远游者以及谙熟本土掌故的农妇，在如今都已变得可疑、空洞，绝对或垄断的经验不是说完全不存在，至少已经大幅度地贬值了。但倘若以十万加百万加的阅读量来定义经典，多半又陷入了资本的算计中。数据推送不过是通过重复计算呈现事情原本的样子，并没有创造新的观看方式。

　　这便是现实，大多数时候“我们在互联网上被饲以看似花样翻新实则完全相同的东西，生活陷入了一种毫无节制的‘呆视’”（韩炳哲），泛滥的同质化不断地强化着我们对他者否定性的冷暴力。很多人看似因为价值观的撕裂退了群，拉黑了朋友，但事情的另一面是，他者的消失让我们失去了确定自我的边界，自我毁灭的程序一触即发。我们偏执于好与坏、对与错、正与反的争论，却并不去深究它们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以及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也因此，当我们的指尖在屏幕上不断滑向下一页再下一页时，影像背后的真相远远不及只需 0.01 秒被点燃的情绪来得重要，又有谁会去追寻经典的意义。

　　意义的缺失，让生活变得日复一日，起床、刷手机、吃饭、刷手机、睡觉、刷手机，而网上远方的世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网易数读通过对 2019 年 100 例样本事件的分析发现，互联网上某一热点事件的平均关注时间大约为五六天，其中，维持关注度最长的平台是微信公众号，大约在 7 天，新浪微博的关注时长最短，不足 5 天。

　　在奔腾的信息流里，对“经典”的执念大约是时过境迁的理想了。但正像“陀思妥耶夫选择复调作为创作手法，其背后隐含着极为复杂的宗教、社会和个人生活方面的诸多因素”（格非）一样，一代人终有一代人自己的影像。借用作家冯唐的金线论：“文学的标准的确很难量化，但是文学的确有一条金线，一部作品达到了就是达到了，没达到就是没达到，对于门外人，若隐若现，对于明眼人，一清二楚”，而成为经典的金线或许正是对这一代人共同的前途与命运的观照。

　　郑萍萍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视觉融媒主编。

　　郑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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