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事件与美国社会的撕裂

　　【关键词】美国社会；特朗普政府；种族冲突；弗洛伊德事件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8.001

　　2020年5月25日，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因涉嫌使用假币，被白人警察以“跪颈”方式致死，这一事件引发席卷全美乃至世界多国的示威游行和骚乱。美国政府和民间举办了多次祭奠弗洛伊德、推进种族和解的活动。但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系列以反对种族歧视为名进行的力度空前的抗议行为。特朗普政府最初立场模糊，没有对事件本身的性质做出明确表态，随后将重点放在对骚乱的谴责上。他在国庆演讲中痛批“抹杀价值观”“诋毁英雄”、完全不容异己的所谓“极左法西斯主义”，表示将坚决与其斗争到底。客观来看，弗洛伊德事件与以往黑人被白人警察无端杀害的案例并无本质不同，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引发了更为强烈、复杂和影响更为深远的后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弗洛伊德事件确实与众不同。

　　社会骚乱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

　　弗洛伊德事件在美国各地引发的骚乱引人注目，其播散的范围和造成的破坏乃历史罕见。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特朗普政府处置不当。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特朗普并未直接针对事件本身发表过有实质内容的表态，而是在推特中将抗议者称为“暴徒”，并警告称“当抢劫开始时，射击就开始了”。他指责一些州长反应过于软弱，宣称如需要将派遣军队帮助维持秩序，同时在白宫周边建立隔离墙，并令军警驱散人群。特朗普回避了核心的种族歧视问题，没有真诚慰问过弗洛伊德的家人，没有对施暴警察进行过谴责，没有认真倾听示威者的声音。事发之后他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将民众最关注的种族歧视问题引向止暴治乱，不断呼吁进行武力镇压。由于民众感受不到政府的有效回应，所以选择了以暴力方式去吸引关注。

　　二是自媒体广泛传播和刺激。警方致死弗洛伊德的过程确实令人发指，这一场面恰好被路人拍下并发到网上，顿时传遍全球，给所有的受众带来巨大震撼。历史上美国白人警察随意施暴并不罕见，但引发严重骚乱的不多，正如好莱坞明星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所言：“种族主义并未变得更糟糕，只是它们出现在了镜头前。”在这个过程中，社交媒体发挥了显著的信息扩散和社会动员作用，相关视频在极短时间内传遍全球，强烈的现场感刺激了大量民眾，使其难以按捺心中的愤怒而冲上街头。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起到催化作用。弗洛伊德事件发生时，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已经肆虐两个多月。因受“禁足令”影响，很多人被迫长期待在家里，忍受无法出门带来的不便和痛苦，以及随时可能被感染的恐慌，还有很多人因此而失业，他们心中都跳动着无名之火。弗洛伊德之死好比一根导火索，瞬间引燃了美国。可以看到，在示威中出现的一些打砸抢行为，与反对种族歧视毫不相干，他们只是为了发泄情绪或趁机盗取财物。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社会压抑、人际疏离和经济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骚乱的催化剂。

　　四是政治博弈原则转型再现。特朗普政府就职以来，一直坚持策动对立、激化矛盾的执政方式，导致美国社会的戾气越来越重，传统的沟通协调和相互妥协方式逐步消失，暴力对抗似乎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示威者原本是想呼吁政治改革，但迅速转向对暴力的痴迷。他们的举动又招致了政府的强硬反击。特朗普除了严厉谴责骚乱分子外，还支持警察沿用压颈执法手段进行自保。在这种环境下，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就很容易导致双方滑向暴力冲突的深渊。

　　种族冲突背后的价值与利益之争

　　弗洛伊德事件及其引发的骚乱，是以种族冲突为核心的美国社会动荡的真实写照。表面看，它是由一些偶发因素促成的，但实际上，美国社会深深的价值裂痕以及黑白族群对社会财富分配和相互地位的认知分歧，才是导致冲突和骚乱的根本原因。

　　一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持续较量。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是美国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恰如美国DNA中的两条螺旋，相互缠绕又从不交叉，在地位起伏中共同塑造着美国的意识形态倾向。进入21世纪后，两者相互交替、各领风骚。小布什政府秉持“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理念，而在奥巴马政府任内则是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特朗普执政后又大力推进保守主义回归，在移民、税改、医保、同性恋等议题上全面否决了奥巴马的主张，还任命了两名保守派大法官。但自由主义力量并未偃旗息鼓，而是迅速展开反击，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史无前例地将大量少数族裔、女性和性少数群体（LGBTQ）成员等非主流人士送入众议院。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内出现了一种所谓“警醒文化”，即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社会不公问题上保持警醒，并积极参与旨在根除这些不公行为的活动。“警醒文化”认为美国社会存在对有色人种系统性的歧视和压迫，白人长期以来享受特权，且对这种特权缺乏认识。目前“警醒文化”的一个流行口号是“沉默即暴力”，鼓动并在一定程度上胁迫他人站队表态甚至道歉辞职，与以往就存在的所谓“取消文化”如出一辙。这是一种极端自由主义思潮的表现，在保守派人士看来，这与极权主义无异。特朗普对此坚决谴责，宣称这是一场“文化战争”。正是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存在着如此严重的对立，美国社会上才会出现持续不断的抗争和冲突，而弗洛伊德之死不过是为双方的较量提供了一个新的导火索。

　　二是身份政治的对抗愈演愈烈。所谓身份政治是指以个人的种族、肤色、传统、习惯等自然属性而非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来确立自身政治立场和心理归宿的表现。身份政治对于政治地位和种族尊严特别敏感，具有一种自然的排他属性。一些群体可能因为对自我身份的过度偏爱而陷入对其他身份群体的不满甚至蔑视，从而引发冲突。身份意识始终存在，但在充满对抗的环境下更容易被激发出来。其一，由于以少数族裔为主的外来移民逐年增多，美国白人总是或多或少怀有一种危机感，即以盎格鲁-撒克逊为主体的美利坚合众国正在被“褐化”，白人有朝一日会转变成为少数族裔，那时他们所钟爱的“山巅之城”是否会崩塌，美国传统是否还能存在，自身的社会地位是否还能维持，这些问题都令其担心。在这种背景下，白人种族主义会作为一种本能的心理反应，在潜移默化中表现出来。其二，黑人是美国奴隶制的受害者，美国社会一直存在对黑人群体的愧疚感以及对黑人做出国家赔偿的呼声，很多立法也倾向于对黑人做出特殊照顾。在这样的环境中，黑人的身份特征被放大，一旦出现针对黑人的社会事件，就很容易被提升到种族歧视的高度，黑人也会因此获得某种意义上的优势身份，这同时也将民主政治拆解为部落政治，黑白种族之间便被分割为水火不容、难以妥协的政治群体。其三，身份原本只是一种自然属性，但政治精英看到了对此进行操控可产生的政治收益。因而，他们故意以偏重一方的方式来争取其忠诚与支持，这样就人为将黑白两个群体对立起来，将其置于天平的两端。一方地位的上升则意味着另一方地位的下降，这种零和关系使得两者之间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对白人种族主义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在弗洛伊德事件中又故意忽视种族歧视问题，人为激发黑白族群间的矛盾。身份政治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可一旦被政客操纵利用，则黑人和白人就都会成为对抗的牺牲品，除了政客之外没有赢家。

　　三是在财富分配和社会地位方面的认知分歧催生了骚乱。长期以来美国黑人的经济地位较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研究发现，1968年时典型的黑人中产家庭的财富为6674美元，白人中产家庭的财富为70786美元。2016年时前者达到13024美元，后者达到149703美元，两者的差距变得更大。据统计，只有高中文化的白人家庭的财富是同样条件黑人家庭财富的10倍；经常或有时没有足够食物的黑人家庭的数量是白人家庭的3倍以上。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黑人的自有住房率几乎没有变化，而白人则随着时间的推移稳步增长，目前仅有44%的黑人家庭拥有私有住房，而白人则有74%。[1]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所有种族中死亡率最高的是黑人、最低的是白人，黑人死亡率是白人死亡率的约2.3倍。黑人在美国总人口中占比是12.4%，但在新冠肺炎病死者中黑人死亡人数占比是23.8%；而白人占美国人口的62.2%，但其死亡人数只占51.5%。[2]受疫情影响，美国的失业率也提升到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点。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2020年5月，白人失业率是12.4%，黑人失业率是16.8%。[3]还有调查显示，63%的白人儿童生活在贫困率低于10%的地区，且父亲陪伴的时间超过一半，而能够满足这一条件的黑人儿童只有5%。[4]如果从儿时就存在成长条件的显著差距，则改变命运的前景就会更为渺茫，固化的社会结构会使黑人失去希望。

　　尽管如此，并非所有白人都认同自己的优势地位。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贫困人口中的42%是非西班牙裔的白人，加上自认为是白人的西班牙裔，则达到了66%。[5]近年来，有色人种的贫困程度基本稳定，但原本贫困的白人变得更加贫困。[6]由于各种政治原因，白人的贫困很少在历史中被记录下来。[7]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还坚持从政策上优待黑人的肯定性行动，允许非法移民转为合法移民，继续对穆斯林和中美洲移民敞开大门，引发白人越来越多的不满，导致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甚嚣尘上。实际上，对现实不满的并非只有黑人等少数族裔，白人同样也充满怨气，他们认为社会救济过多被用来满足少数族裔的需求，美国纳税人的錢被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多年以来照顾黑人权益、符合政治正确的政策使得白人遭遇了大量的“反向歧视”；追求结果平等而不是机会均等将会鼓励不劳而获的行为，显著损害美国的社会活力和发展动力。因此，弗洛伊德事件后出现的骚乱并非只是为黑人权益而战，同时也反映了部分白人要求改变社会现状的诉求。由于两者的认知存在冲突，他们一有机会就会为此而对抗，甚至发展到要用暴力来挑战社会不公的程度。

　　种族冲突还是政党对抗？

　　弗洛伊德事件之后出现的社会动荡，席卷了美国50个州超过650个城市，就其规模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其根源究竟只是种族冲突，还是另有隐情？

　　从种族方面看，白人与黑人在种族歧视问题上的分歧正在缩小。在弗洛伊德事件中，大量示威者都是白人，甚至有些是共和党人和特朗普的支持者，因为他们相信：“当前的问题不是左与右，而是对与错。”弗洛伊德的死使很多白人反思，自己是否一直享受着某些不该拥有的特权。除了年轻人和自由主义者，一些保守人士也冲到了前面，他们认为自己是正派人士，有义务去匡扶正义。著名白人福音派牧师安迪·斯坦利最近的一句话已经在白人中广泛传播：成为一名“非种族主义者”已经不够了，要成为“反种族主义者”。2020年6月中旬，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无党派客观研究组织（AP-NORC）民调显示，分别有54%的白人和92%的黑人相信，警察会使用更致命的手段来对付黑人，而5年前认同于此的白人与黑人的比例分别是39%和85%；认为司法系统对警察过于宽容的白人与黑人分别占比为62%和84%，而5年前的数据分别是32%和71%。[8]这显示出白人和黑人看待这一问题的鸿沟正在缩小。

　　弗洛伊德事件之后出现的社会动荡，席卷了美国50个州超过650个城市，就其规模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在华盛顿市长缪里尔·鲍泽的命令下，16街位于白宫前的路段已被命名为“黑人的命也是命广场”。图为2020年6月6日，一名男子手举“停止杀害我们”的标语在美国华盛顿白宫附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广场”路牌下参加游行活动。

　　但与此同时，政党之间在种族问题上的对抗却在加剧。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1994年时有39%的民主党人和26%的共和党人认为，种族歧视是黑人无法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直到21世纪初，两党在种族意识上的相似之处仍多于分歧。而奥巴马的当选和特朗普的崛起则改变了这一点。美国的主流政治价值从温和保守主义逐渐转变为极端自由主义，8年后又迅速转变为极端保守主义，而历来敏感的种族问题也作为两党对抗的核心议题之一，在过山车般政策的刺激下推动双方选民从包容变得相互对立。近年来民主党为少数族裔代言的力度越来越大，而共和党人则在对移民更为排斥的同时，与白人种族主义者越走越近。到2017年时，有64%的民主党人认为，歧视是黑人无法取得成功的原因，但只有14%的共和党人认同这一点。在这一议题上两党原本只有13个百分点的差异，而现在变成了50个百分点的鸿沟。弗洛伊德离世后的民意测验也显示出同样巨大的两极分化。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抗议活动背后的成因有截然不同的看法。84%的民主党人认为，长期以来民众对黑人遭受待遇的不满是抗议活动的主因，只有45%的共和党人对此表示认同。82%的共和党人相信一些人正利用抗议从事犯罪行为，只有39%的民主党人认同这一点。同时，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特朗普种族政策的认识也存在很大分歧。40%的共和党人表示特朗普使事情变得更好，32%的人表示特朗普曾尝试过但未能取得进展，13%的人表示特朗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相比之下，80%的民主党人表示特朗普使种族关系恶化，8%的人表示特朗普尝试但失败了，只有2%的人表示特朗普使情况有所改善。如果以党派来划分，91%的民主党人和有民主党倾向者支持“黑人生命重要”运动，只有40%的共和党人和有共和党倾向者持相同认识。白人内部的党派差距也很明显。与白人共和党人相比，白人民主党人对这一运动表示某种程度支持的可能性要高55个百分点（92%对37%），其中62%的白人民主党人特别支持，而只有7%的白人共和党人特别支持。[9]

　　由此可见，在种族歧视问题上，美国黑人的认知变化不大，而白人群体则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民主党白人与黑人的认知更为接近，而共和党白人则继续保持右倾。在这一背景下，显然已经不能再以种族冲突来看待当前的骚乱，因为很多白人已经与黑人团结在一起，共同反对种族歧视。与此同时，党派已经成为决定种族问题立场的核心要素，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在几乎所有涉及种族问题上的认知都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也可以说，政治因素而不是种族因素，已经成为决定种族问题走向的关键。民主、共和两党出于各自不同的考虑，分别将少数族裔和白人视为自己必须取悦的对象，并刻意增大两者之间的对立。当前的骚乱与其说是社会与政府的抗争，不如说是黑人平权与白人至上两种运动之间的对抗，而其背后则是两个政党在进行推动。可见政党出于私利的煽动和纵容，才是种族对立的直接诱因。

　　弗洛伊德事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种族问题在美国极为敏感，历史上美国发生的唯一一次内战，起因就是种族问题，而其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美军在一战、二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阵亡总和，这也反映出种族问题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分量。弗洛伊德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种族问题的关注，但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这已经演变为一场政治秀，各方都想借其名进行政治营销，鼓动民意，扩大自身话语权，而非真正锐意改革。因此弗洛伊德之死会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一个印记，但不太可能真正改变美国社会。不应把当前的骚乱仅仅理解为黑人的愤怒，实际上，弗洛伊德事件将整个美国社会积聚的各种愤怒都释放出来，自由派与保守派、黑人与白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能从事件本身及其后续事态中找到令自己感到愤怒的理由。不论是否上街游行，他们都会通过自己的行动对美国政治施加影响。

　　一是在促进社会反思的同时更加剧了社会分裂。事件的爆发，激起了社会大众对黑人处境的广泛关注和同情。这对于化解种族隔阂无疑是有益的，更多的白人愿意设身处地为黑人着想，两者的关系会朝着进一步平等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席卷全国的骚乱、民主党过度的政治表演、“警醒文化”对人们的道德绑架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强硬对抗姿态则使这场以反对种族歧视为名的运动变了味，并引发了更多的社会矛盾。民主党人极少谴责暴力行为，而是坚定支持公民以示威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他们甚至把弗洛伊德塑造成一个反对种族歧视的英雄，而全然忽视了其真实的履历；特朗普在美国国庆日的讲话中，没有提到种族歧视问题，却对骚乱行为进行大力抨击，这种看似符合政治正确但却选择性打击了示威者的举动，必然会激起后者及其支持者的强烈反对，进而导致美国社会被进一步撕裂。与此同时，黑白两个种族内部都出现了分裂。民主党内的白人与共和党内的白人进一步分道扬镳；而在黑人内部，精英人士与下层民众也拉开了距离，前者强调“黑人最大的问题正是我们自己”，[10]相信“肤色不能永远成为群体的挡箭牌和换取食物券的便利条件”，[11]这恐怕是绝大部分黑人难以接受的。此外，政治正确与个人权利的冲突也愈演愈烈，一些媒体人士因为反对骚乱者损坏公共设施而说了句“建筑也重要”或“派军队来吧”，就在强烈的社会压力下被迫辞职，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人权受到侵犯的擔心。总之，整个美国社会正向着更不包容和更加对抗的方向演变，左翼和右翼都更喜欢诉诸暴力。[12]

　　二是加大两党内部矛盾，影响其未来战略规划。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共和党内部出现严重分裂，多名共和党大佬出面指责特朗普，前总统小布什、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前白宫幕僚长凯利、前参联会主席穆伦和邓普西等均对特朗普的应对提出批评，前国务卿鲍威尔甚至直言将会投票支持拜登。国会中一些一贯支持特朗普的议员不再积极表态，现任国防部长也明确反对特朗普出兵的主张。共和党建制派显然看到了一个削弱特朗普权威的机会。在共和党已经被改造为“特朗普党”的背景下，特朗普对弗洛伊德事件的应对进一步刺激了传统共和党精英，甚至引发其考虑特朗普与民主党究竟哪一方才是更大的挑战。而在民主党内情况同样复杂。2020年6月15日，50多个左翼组织联合给拜登写信，宣称在弗洛伊德事件上他做得远远不够，呼吁拜登支持停止资助警方，或不再给其授权，否则他有可能失去大选。虽然拜登明确拒绝了这些要求，但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高层在弗洛伊德问题上的姿态都比拜登激进，这同样给他带来了不小压力。民调显示，拜登现在比今年早些时候的表态更为自由，[13]这也是顺应大势所为。不过拜登战胜桑德斯的主要原因就是其立场比较温和，民主党道路选择问题在桑德斯退出大选后原本已解决，但在弗洛伊德事件的冲击下，激进的自由派又看到了重回舞台中心的机会。由此可见，两党内部斗争的加剧，对维护两党的统一及未来的战略规划均提出了严峻挑战。

　　三是对2020年大选会带来冲击但具体影响尚难确定。表面看来，特朗普拒绝谴责种族歧视会对其选情不利，但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一方面，黑人选民原本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就维持在90%左右，不管他们如何反对特朗普，在大选中能给拜登增加的新选票也很有限；而特朗普原本就没有指望取悦黑人，他就是要通过人为制造分裂来强化保守的白人选民对他的忠诚度。另一方面，此次运动中出现了大量激进诉求，包括要求解散警局、呼吁白人下跪反思、强迫修改历史上已经约定俗成的专有名称、强拆历史雕像等，甚至很多商家也看到商机，以“尊重黑人”为名推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替代产品，这一切都使人感到一个严肃的事件已演变为一场闹剧。这会驱使一些中间派人士右转，不得不选择支持他们并不喜欢的特朗普。目前，特朗普在五个摇摆州的民调都落后于拜登，但他仍可以凭借在职优势、出色的辩论表现、远超对手的筹款额、选举人票计票规则等有利条件争取到连任机会。因此，弗洛伊德事件对2020年大选的最终影响尚难确定，大选结果还要看两党的决策和两位候选人今后的表现。

　　刘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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