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生产：与自然博弈的过程

　　当春耕赶上疫情，我国今年的粮食生产从一开始就有不同于往年的注脚。

　　入汛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更是因为入梅时间早、持续时间长，降雨分布广、累计雨量大，部分地区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由于汛情发生正处在早稻灌浆收获、中稻田间管理和晚稻育秧移栽的关键时期，一些地区水稻减产已成定局。

　　8月13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在国新办防汛救灾工作情况发布会上说，此轮洪涝灾害已经导致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地区的6032.6千公顷农作物受灾，其中绝收1140.8千公顷。

　　农业生产“受制于天”，在我国更是如此。自然禀赋决定了我国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数千年农耕历史中，干旱、洪涝、低温冷冻、病虫害等几乎所有类型的自然灾害都不同程度地打击过我国的农业生产。

　　预防自然灾害，把灾害影响降到最低，是保障粮食安全重要的一环。

　　难以避免，但可以预防

　　“在困扰我国粮食生产的灾害类型中，水患和干旱一直走在最前列。”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粮食安全状况之所以引发社会关注，除了年初暴发的疫情，更多是入汛以来长江流域的洪涝灾害给粮食丰收带来了不确定性。

　　“江西、湖南等受灾严重的省份难免会减产歉收，但对国家整体的粮食安全影响不大。”有北方的黑龙江、吉林、河南等产粮大省做后盾，李国祥对今年的粮食生产形势有积极预判。他比较关注的是，作为三大主粮之一的玉米，在有些种植地区也遭受了此轮洪灾。

　　“玉米的关键生长期在9月份，能否尽快摆脱水灾影响，籽粒能不能饱满，对今年的秋粮丰收比较关键。”李国祥同时指出，秋粮占到了全年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三，目前来看，今年种植面积稳中有增，未受洪灾影响地区的在田作物长势也比较好，“秋粮丰收有很大可能性。”

　　而在这次洪灾来临前，人们对粮食安全的忧虑还来自于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粮食市场波动以及在我国周边国家肆虐的蝗灾。今年2月初，所有人还处在被疫情支配的恐惧中时，4000亿只蝗虫压境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消息刷屏网络。

　　蝗灾和洪灾、旱灾是我国历史上的三大自然灾害，民间饥荒基本上由此而来。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教授、昆虫学系系主任石旺鹏告诉记者，人们担心蝗灾威胁粮食安全并非空穴来风，“蝗虫几乎喜欢吃一切绿色的农作物，尤其是小麦、水稻、玉米这些主粮，蝗群所掠之处基本上颗粒无收。”

　　今年3月初，国家林草局紧急成立蝗虫防治指挥部，截至目前，尚未发现有沙漠蝗入境。

　　这也印证了石旺鹏的猜测。他分析说，这次的沙漠蝗是蝗虫中杀伤力最大的一种，喜欢干旱不喜欢潮湿，阿拉伯半岛才是它们的“大本营”。石旺鹏告诉记者，即便蝗虫从新疆、西藏入境，也难以越过喜马拉雅山自然繁衍过来，云南省作为可能的迁入地，缺乏沙漠蝗的生存环境。

　　他坦言，从耕垦湖滩荒地，源头上减少蝗虫滋生地，再到创立以虫治虫、以菌治虫、以鸟治虫，辅之以有机磷酸类农药的综合防治体系，几代人的治蝗成就给了我们面对当前蝗灾的底气。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今年年中，另一种从老挝等地迁入我国的蝗虫——黄脊竹蝗，目前已经造成云南省普洱市16万亩竹林受灾。石旺鹏提醒说，虽然竹蝗更喜欢吃竹子，但也要防止其泛滥后灾害性啃食粮食作物。

　　受访专家均表示，农业生产任何时候都免不了“看天行事”，也要面对更多未知的病虫害，為保障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是加强灾害监测和预防。

　　6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定于2020年至2022年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目前已经陆续有省份响应。受访专家认为，这次普查将全面提高人们对自然灾害的认识，指导农业生产更好地趋利避害。

　　守住粮食种植面积

　　自然灾害给粮食生产带来的间接影响或许更值得深思。

　　最高发的自然灾害——气象灾害，无论是旱灾还是洪灾，都会损伤耕地质量。受访专家向记者表示，耕地在经过旱涝和低温冷冻后，土壤酸碱度会发生变化，不再肥沃的土壤频繁经历这样的过程，如果再不人工培肥，很有可能被撂荒。

　　在耕地质量下降和自然灾害周而复始的循环下，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也大打折扣。“种粮靠运气，赶上哪年风调雨顺了，就有好收成，运气不好的年份可能连化肥钱都收不回来。”河南省西平县的一位小麦种植户向《中国报道》记者说，从开始种粮到最后获得收益，在可预见的中间环节，自然灾害最让他感到无力。“靠天吃饭”和“种地不赚钱”已经留不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留下来的基本上是老人和孩子，撂荒的农田里杂草能长到一人高。”

　　据李国祥介绍，我国粮食种植面积已经连续3年减少，仅湖北、河南、湖南、江苏和山东五省2019年的粮食播种面积，较上年就一共减少了72.7万公顷，占201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减少总量的75%。

　　他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国不少耕地转向种植经济作物，粮食种植结构出现调整，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地方抓粮责任没有落实到位，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而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和自然灾害频发、破坏性大直接挂钩。

　　守住种植面积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第一步。李国祥表示，即便我国2019年的粮食总产量超过6.6亿吨、人均每天的粮食占有量达1.3公斤，也不能放任粮食种植版图不断缩小。“如果没有粮食种植面积的稳定和保障，粮食安全风险势必会上升。特别是当自然灾害较重发生时，更需要粮食种植面积对粮食增产稳定作出贡献。”

　　为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不少地区对禁止耕地抛荒撂荒有明文规定。如四川省泸州市发文指出：对已撂荒的耕地，承包地农户或经营业主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复耕复种，确保耕地种满种尽；农村集体承包地连续两年撂荒的，停止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拒不整改、任其继续撂荒的，责令发包方依照法定程序收回土地承包权。

　　“高标准”与“优质粮”

　　有灾之年歉收，但也有不少保障丰收的因素在起作用，高标准农田建设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李国祥表示，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就发挥集体化动员优势，组织农民来到水利工程建设一线奋战，“从大江大河到田间地头，建成了一批有效抗御自然灾害的枢纽水利工程和高标准农田。”

　　6月28日以来，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发生严重入侵黄脊竹蝗灾害，图为消杀员对蝗虫入侵地进行喷洒。

　　而高标准农田建设上升到顶层设计是在2011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11-2020）》指出，通过土地整治建成集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基本农田，具有渠成网、路相通、旱能灌、涝能排的生产优势。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位业内专家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有18亿亩耕地红线，这当中除了土地本底资源比较好的耕地，中低产田和坡耕地也占据一定规模。“通过对这些耕地进行集中连片整治，在此基础上优化耕作制度、采取良种良法、统防统治病虫害，逐步提高农田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主粮的安全供给。”

　　也正是基于此，我国粮食“十六连丰”才有了有力支撑。

　　“但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高标准农田建设也要因地制宜。”这位专家分析说，在风沙灾害频发的西北地区，要更注重林网建设，预防水土流失；洪水带来的涝和渍则常见于南方，建设时要规划好农田的雨季排水能力；易发生干旱的北方地区，则要增加有利于灌溉的水利配套設施，提高灌溉保证率。

　　“灌溉有保障，有些地方的旱田就能变成水田，农民自己种时旱涝保收，土地流转时租金也相对更高。”这位专家表示，高标准农田建设具有附加效益。据评估，建成后的耕地质量一般提升1到2个等级，粮食产能平均提高10%到20%，亩均粮食产量提高100公斤。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指出到2020年全国要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2020年的建设任务是8000万亩。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建成4338.5万亩，完成了年度过半的建设任务。

　　夯实粮食安全基础，既要藏粮于地，也要藏粮于技，高标准农田在建设过程中仍需要探索总结。

　　“农技不属于工程范畴。”这位专家向记者表示，重建设、轻管护，重工程、轻农技是目前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确实存在的问题。他举例说，洪涝和干旱等自然灾害带来的土壤酸碱度失衡、肥力下降等制约粮食增产的因素，今后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都要着手解决。目前，有关部门已在修编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这些问题也有望进一步得到改善。

陈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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