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时代，现有城市格局正被打破?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智慧城市、公共事务管理等社会治理领域中，各个城市在数字化开辟的新赛道上跨越式奔跑。

　　当“新基建”成为2020开年至今的一大经济热词，它也已经从疫中的疾控、医疗，疫后经济领域的提振、重建，开始进入大众的讨论中。如果说钢筋、水泥成就了传统基建的基本架构，那么在将要到来的信息社会里，新基建的一些基本项目，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将成为数字治理下新城市的“水煤电”。

　　以数字治理水平来衡量城市的智慧程度，哪个城市拔得头筹？与大众的第一直觉相同，是杭州。

　　近日，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信息协会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发布了《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2020）》。报告显示，杭州、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郑州、苏州、东莞、西安的城市数字治理指数位居全国前十位。

　　报告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国内研究机构首次从数字治理指数的角度对城市发展水平进行考察，指标也围绕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维度——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行政服务、数字公共服务、数字生活服务来展开，覆盖了去年年度经济总量排名前100位的城市。

　　在报告中，青岛的城市数字治理水平排位为35位，与自身经济实力不匹配，显著低于杭州、深圳等新一线、一线城市，也低于传统意义上经济实力不如自身的石家庄、合肥、济南等城市。这让人思考，青岛在数字城市建设上，是否要加快步伐，更加重视借助数字化手段来优化政府的治理水平，为公众提供“及时、有效、智慧”的公共服务。现代城市治理边界正在打破

　　物理学家Bak等人曾用一个著名的试验——“沙堆”模型来说明白组织临界态的形成及特点。沙子一粒粒堆成一个沙堆，当到达一定高度即临界点后，一粒沙就可能引发沙堆的崩塌。

　　后来，这个理论被用来形象地演示大型以及特大型城市的现代治理难题，当城市的边界拓展到无限大，治理的难度也会成倍增加，原有的模式和技术早已不能用来解决现代城市治理的难题。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我们有幸见证了中国城市化最快的几十年。但是，快速行进的城市化与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小城市的“空心化”相伴而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极为不均衡。一线城市如北京、深圳，二线城市如青岛、厦门等，都面临着人口急剧增加带来的城市治理难题：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人口组成复杂。在此情境下，大型城市要突破资源与空间的束缚，开拓全新的治理方式，面临不小的挑战。

　　况且，深度城市化早已不只是硬设施的更新，更重要的是软环境的迭代。根据权威机构预测，2020年我国“新基建”重点领域投资总规模将超过1.2万亿元，这种投资规模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推到一个新阶段，即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跨越式升级，实现城市治理的现代化。

　　但是，与投资领域的如火如荼相比，我国城市数字治理水平的区域发展是较为不平衡的。报告显示，样本城市的数字治理水平总体偏低，均值仅为0.2799。与地方经济相似，我国各城市间数字治理的水平差异较大，数字治理指数随着排名变化迅速降低，62%的城市数字治理指数小于均值。从区域看，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长三角地区的杭州等新一线城市已经形成较为强劲的辐射带动效应，促进了城市群的整体数字治理水平提升。

　　深度城市化令城市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化的、功能发育成熟的城市治理体系，需要数字治理作为技术底座，打破既往的治理模式。

　　长三角做对了什么

　　杭州的表现着实惊艳。

　　报告的四个维度中，杭州在数字行政服务、数字公共服务、数字生活服务三方面全部位居全国第一，总排名第一。在针对45个城市居民的数字生活满意度问卷调查中，杭州市民的数字生活满意度最高。

　　这不是证明杭州数字化程度高的唯一一份榜单。去年底，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智慧城市联合实验室发布的《2019城市数字发展指数报告》中，杭州同样排名第一。

　　“移动支付之城”，是人们对杭州的第一印象。

　　2016年，杭州在云栖大会上正式宣布启动建设“城市大脑”。这颗智慧的“大脑”从城市治理最头疼的交通入手，开始了用大数据治理城市的进程。时至今日，杭州的“城市大脑”已经实现了从“治堵”到“治城”的质变，无论是区块链看病，还是无感停车等民生服务，都有这颗“大脑”参与其中。有统计数字显示，杭州的城市大脑已经涵盖了公共交通、城市治理、卫生健康等11大系统48个应用场景，日均协同数据上亿条。在抗风险方面，杭州的智慧大脑发挥了强大的作用。根据公开报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杭州市依托城市大脑平台，“融合交通枢纽、疾控、医疗、出行等80多个维度的大数据，搭建高危易感染人员模型，高精度锁定确诊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按照风险等级高低开展滚动研判”。

　　此外，杭州所处的城市圈“长三角”，是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方面表现最优秀的地区，地铁互联互通、长三角一网通办等创新项目最早在长三角落地生根。杭州、上海等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如在报告中GDP排名仅为81位的湖州，因为地缘优势，数字治理指数排名22，已经进入二线水平。台州、南通、嘉兴、湖州等城市表现均超出一般城市。

　　可见，在数字治理时代，城市之间的协同效应将更加凸显，中小城市也可抓住此轮机遇，实现跃升。

　　值得探讨的中部城市：郑州和西安

　　让很多人意外的是郑州。

　　去年GDP仅排在全国第15位的郑州，数字治理指数排名位居第7；GDP排位第24的西安，数字治理排位第十。

　　今年以来，郑州打造了多样化的数字化场景。其中依托“城市大脑”的“郑好办”APP，是推进郑州“一网通办”政务服务改革的有力抓手。这项服务通过部门数据互联共享、业务流程优化再造，办事所需的一系列材料在后台自行流转完成核验。有统计显示，依托“郑好办”APP、市政务服务网上线运行的政务服务、便民服务已达五百多项。

　　此外，郑州在用提升数字化水平來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较为成功的尝试，用数字治理来优化产业结构成果不错。

　　郑州也有准确的自身定位。今年初，郑州发布了《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实施方案（202012022年）》，提出要建设中部地区数字“第一城”，到2022年，全市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00亿元以上，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0%以上。6月份，郑州与阿里巴巴签署协议，将联手打造“中部数字经济第一城”，郑州的中原交通枢纽的位置将得到有力的凸显。

　　对于中部城市来说，数字经济正成为发展新引擎，是能够实现跨越发展的“兵家必争之地”，他们看中的是数字经济的爆发给区域经济带来的无限机遇。因此，无论是古称“中州”的郑州，还是“九省通衢”的武汉，抑或“西北要塞”的西安，都想成为地理位置中心之外的数字时代的枢纽，也都纷纷布局数字经济，期待借力“逆袭”。

　　这样看来，郑州的排位其实也不意外。与他们相比，青岛必须要在数字经济和治理方面，拿出更有说服力、更积极的手段才行。

　　未来城市与城市未来

　　数字治理是城市治理的未来发展方向。

　　考察城市的数字治理水平，与传统的GDP比较有显著不同，就是看一座城市的发展潜力与前景是否与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想象相符合，关乎城市人文底蕴的变迁与升级。

　　今年年初，IDC发布了2020年全球政府行业数字化转型十大预测，有关中国的表述是这样的：“中国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型，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到2021年，90%的中国政府机构将采用平台方式开发应用程序，使公民更容易获得服务”；“到2022年，35%的中国政府机构将利用更好的客户智能和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实时处理公民服务”……数字化治理是大势所趋，也是转型的最大机遇之一。

　　但是在讨论技术进步之前，城市治理的本质还要落到体制上，就如同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校教授汪玉凯所说的那样：“数字技术本身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如果体制不畅通、信息壁垒不能打破，系统再先进、设备再好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讲，首先要解决政府部门间的行政壁垒，让数据可以流通共享”。

　　尹文丽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