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升级：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方阵

　　在日前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证监会正式批准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由此产生了与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品种主要为有色金属、燃料油、天然橡胶）、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交易品种主要为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大连商品交易所（交易品种主要为大豆、玉米）以及郑州商品交易所（交易品种主要为小麦、棉花、白糖、花生）并驾齐驱的国内第五大期货交易所。宏观上看，广州期货交易所的创立无疑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成果，但同时更在微观层面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方阵增添了一支身姿矫健的平台劲旅。

　　是湾区也是金融中心

　　国际三大著名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与东京湾区）的经验表明，发达与健全的产业体系是湾区金融的重要载体与强大实体支撑，包括工业企业一定会产生出巨大的融资需求，科创企业会催生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的宽阔成长空间等，也正是如此，全球三大湾区同时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如世界 500 强企业有40% 云集纽约湾区，纽约湾区由此成为了国际金融的核心枢纽；旧金山湾区汇集了谷歌、苹果、脸谱、英特尔等国际顶级科技公司，借此锻造出了驰名全球的风投资本中心；东京湾区集中了日本的钢铁、有色冶金、炼油、石化、机械、电子、汽车等主要工业部门，由此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具体到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占到中国的13%，全国 GDP 前十强城市里占有其二（深圳与广州），并在国内生产总值超万亿的前25 个城市中拥有四个位次（深圳、广州、佛山与东莞），而托举起庞大经济体量的既有汽车制造、石油化工等传统产业编队，也有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端产业集群。丰沛的实体产业量能创造出了金融资本对接与嫁接优质资源的宽阔腹地，也使得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产业成色越来越厚重。

　　数据显示，2020 年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 GDP 达到1.5 万亿元，占比为12%，显著高出8% 的全国平均水平，同时，至2020 年底湾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超过75 万亿元，占全国比重的19%，上市公司2319 家，总市值超过35 万亿元；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常住人口达到7000 万人，且聚集了大批高净值人群，去年湾区九城市的保费总收入超过了1.4 万亿元，占全国总保费收入的2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金融中心城市前20 名中，中国有5 个城市入榜，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占据3 席（香港、深圳与广州），成为我国乃至全球罕见的金融中心城市密集度极高的地区。

　　个性化标签

　　传统格局总能被创新力量所改写。由香港作为金融单中心向港深穗金融三极演化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在地理空间上洗牌重组的主流趋势，而且湾区金融业集聚效应、梯队化特征格外显著。与10 年前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GDP 占比超过70% 完全不同，香港如今的占比降至37%，同时深圳与广州大幅提升，并不排除5 年之内深圳金融业GDP 反超香港。按金融GDP 的体量，香港、深圳、广州为第一梯队，三市金融业GDP 均超2000 亿元，并圈占了大湾区83% 的金融业GDP 份额；东莞、佛山两市金融业GDP 在500 亿元左右，为第二梯队；其他城市的金融业GDP 皆在 400 亿元以下，为第三梯队。另外，香港、深圳、广州三个核心城市上市公司数量占到了大湾区的91%，市值占比达88%。

　　头部阵容的标签化勾勒出了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错位发展的商业赛道。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和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以及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引导中国企业出海融资的作用将不可替代；深圳科创新基因活跃，科技力量雄厚，研发投入 GDP 占比居全球前列，国际专利申请量全国第一，同时深圳是创业板改革与注册制的试验田，也是数字货币落地试点的重要基地，最终建成全球金融创新中心的概率不断提升；相较香港与深圳，广州金融业GDP 占比不到9%，但随着广州期货交易所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两大平台的落地，广州金融业身躯有望扩展，并且广州金融业的建设定位是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其中碳排放有可能成为广州期货交易所的首个品种。这样，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棋盘上，形成了金融+ 服务由香港引导、金融+ 科技由深圳引导、金融+ 绿色由广州引导的三大金融高地。

　　当然，错位发展的同时也有竞争与融合，比如广州提出了建设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同时广州提出要在南沙区设立港澳保险服务中心，而深圳也明确要申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成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并且深圳也率先探索绿色金融地方立法，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不仅如此，深圳也在争取设立港澳保险服务中心。在合作层面，除 “深港通”之外，人民币已成为粤港澳跨境收支第二大结算货币，同时“跨境理财通”业务正式启动，另外，深圳联合广州、香港、澳门发起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中国人寿成功推出了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医疗保险产品。这种竞合力量的交织一方面不断倒逼出湾区核心城市的使命感与危机意识，同时也推动着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加速。

　　提质与升维

　　从中央敲定粤港澳大湾区的总体方向至今不到三年时间，从国务院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至今也不到两年时间，从央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等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至今还不到一年时间，由此也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还处于摸索探路阶段。但与此同时，大湾区也的确获得了占据明显比较优势的金融支持政策，区内存量金融资源也可叠加成可观的创新驱动能力，因此，立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宏观背景，湾区金融有必要明确提质升维的基本方向。

　　首先，湾区金融有待加强互认互通，提升区内产品与要素流通的便利度。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唯一同时具有两种制度、三种货币、四个核心城市的湾区城市群，而且粤港澳三地涉及的信用体系与监管体系也不同，由此导致不仅三种货币不能实现自由支付和自由流通，而且居民办理信用卡与投资理财业务的渠道也不畅通，保险产品未能得到三地互认，同时三地居民相互之间的信用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为此首先有必要将三地的法律、经济、会计等方面政策优势资源对标与揉合起来，并赋予金融企业更充分的业务创新空间，在此基础上引导支持成立粤港澳金融联盟，同时建立协调组织机构，协同推进三地金融的融合进程。

　　其次，湾区金融有待全面推进跨境投融资布局，提升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度。金融创新能力从内部引爆，借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引导更多企业包括金融企业走向全球，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化视野；同时最终实现资本项目开放是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的核心使命，其主要渠道就是在大湾区内进行跨境投融资试点。目前除了“深港通”“理财通”等少数产品外，湾区金融的跨境广度与深度还远远不够，未来可在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业务、不动产跨境抵押登记、跨境贷款、跨境资产转让、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以及保险业务跨境收支管理等领域拓展出更大的市场。

　　再次，湾区金融有待强化互补与互助，提升金融资源的溢出度。在粤港澳大湾区“9+2” 城市群中，金融业繁荣发展落差相当明显，比如广东肇庆市金融业GDP 至今没有突破100 亿元，债券市场规模更是小至2 亿元，与第一名深圳相差万倍以上，同时像惠州、中山、江门等城市的发债规模也未突破百亿元，且这些城市的上市公司数量非常之少。这种金融资源聚集性所导致的失衡状况弱化了大湾区金融市场的协同与共振，需要通过设立大湾区合作发展基金等方式重点对金融业薄弱的城市提供倾斜性支持，尤其注重对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优先资源供给，让区内短板城市赢得后发优势。

　　最后，湾区金融有待创新监管合作，提升金融运行的安全度。产品的丰富、参与主体的增多以及跨境渠道的拓展，都使得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资源尤其是资金的流动范围与规模空前放大，流动频率显著加快，为此必须寻求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在动态博弈中更高水平的平衡。基本思路是，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三大自由贸易区为根据地，全方位展开金融创新的监管“沙盒”试验，包括创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监管协调沟通机制，推进三地之间的监管数据共享，建立和完善金融风险预警、防范和化解体系，加强粤港澳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