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Lollapalooza效应

　　创办于1991年的Lollapalooza音乐会，是全球十大音乐节之一。这个音乐会每年夏天在芝加哥的格兰特公园举行，持续3到4天，号称是乐迷一定要去打卡的盛会，基本上每天都能有十万名观众入场。

　　Lollapalooza音乐会最大的特点就是风格多样，摇滚、金属、嘻哈和流行等各种不同风格的乐队聚在一起，轮流上台演出。多种音乐风格组合在一起，对乐迷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所以十几万张门票一般都会早早卖完。

　　知道Lollapalooza这个生僻词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专业的音乐迷，一种是投资圈的“拜芒格教”教徒。

　　这起源于投资大师芒格发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同样一个事物上，有时候会存在一些相互强化并极度放大彼此效应的因素，当这些因素作用于同一个方向，会产生强大的“共振”效用，强度远大于几个因素的线性相加。

　　这种现象广泛存在。比如在肺结核的治疗过程中，人们发现，如果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和吡嗪酰胺这四种治疗药物只取一种，病菌很容易出现耐药性，但是把它们合在一起使用，药物互相强化，放大了疗效，能达到1+1+1+1>4的效果。

　　为了给这种效应起一个好听的名字，芒格选了 “lollapalooza”这个词—在他看来，Lollapalooza音乐会的成功也是因为它涵盖了众多风格。Lollapalooza 音乐会成功的因素显然不止这一点，但这个词已经跟 “多因素共振”永远分不开了。

　　于是，“Lollapalooza效应”构成了芒格最底层的投资方法论。他广泛吸收各个学科里的精华思想，提炼出100多种思维模型，发现当一笔生意有多重模型在“同向作用”时，就可能大获成功；当多重模型在 “反向作用”时，可能就会遭遇失败。

　　这些模型跨度广泛，包括工程学的冗余备份模型，数学的复利模型，物理学和化学的临界点、倾覆力矩、自我催化模型，生物学的现代达尔文模型，以及心理学的认知误判模型等……所提供的分析结构 “能把纷繁复杂的投资问题，简化为一些清楚的基本要素”[1]。

　　更重要的是，芒格认为当多种力量共同作用于同一个方向，你得到的通常不仅仅是几种力量之和。这就像物理学的临界质量，当达到一定程度的质量，你就能引发核爆炸；如果没有达到那种质量，你将什么也得不到。

　　100多种各类学科的思维模型，能够帮助芒格把围绕在一门生意周围的各类隐秘的因素提炼出来，观察它们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强化或者相互抵消。这些因素可能联合起来创造出巨大的“Lollapalooza 效应”—结局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

　　2 0 0 7年到2 0 0 8 年的次贷危机便是“坏”的案 例。

　　在危机之前，房产经纪人非常有动力劝说客户贷款买房，因为越多的客户负债购房，他们赚的佣金就越多。唯一的制约因素就是大家都害怕贷款违约，所以不怎么敢放贷给现金流差的购房者。

　　但是，当华尔街发明了把抵押贷款打包并分级售卖后，市场突然出现了合力：经纪人想要赚钱且不用担心违约；购买抵押贷款包的投资者想要赚钱；银行想要赚钱；借款人想要购买梦想中的房屋（而不在乎他们是否实际负担得起）—在这种合力下，次贷危机最终爆发。

　　当然，芒格更喜欢那些能够实现“好”结局的 “Lollapalooza效应”。比如在分析可口可乐时，芒格就敏锐地意识到这门生意本质上是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强大的社会认同效应，一种口感出色、提神醒脑、冰凉爽口的饮料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芒格这套方法充满哲学色彩，巴菲特曾评价： “格雷厄姆教我捡烟蒂买贱货，但查理将我从这种限制性的观点中拽出来，打开了我的视野。”

　　多学科思维模型是如此迷人，不仅巴菲特推崇备至，更让芒格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了大批价值投资的粉丝，尤其是中国。

　　在中国，“拜芒格教”的教众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芒格本人评论道：“喜欢我的人大多是中国或印度的书呆子。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依恋，他们对提升自己充满热情。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是想通过一些简单的方式致富。”

　　除了有众多拥趸，中国之于芒格的意义还在于：在他眼里，中国就是一个由于Lollapalooza效应而成功的典型案例。

　　芒格看好中国已经有好些个年头了。自20 08年投资了比亚迪之后，每次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上，他都会找机会强调自己对中国的赞赏。在2020年 Daily Journal股东大会上，96岁的芒格再次表态：很多原因都让我对中国持乐观态度。

　　跟在中国有庞大生意和众多“老朋友”的达里奥和苏世民不一样，芒格从没有来过中国，他对中国的理解，一方面是来自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一方面是来自于李录—一个深刻嵌在历史浪潮中的中国人—他的观点显然应该比达里奥等人客观。

　　在芒格眼里，中国的成功是多种因素引起的 Lollapalooza效应：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儒家重商主义、实用主义的领导人、庞大的人口和人才红利等等。芒格评价称：“一旦他们有一些惊人的想法，开始学习新加坡模式，他们就能引起世界瞩目。”

　　芒格其实把中国经济看成了一门生意，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审视中国的全新视角：所谓的“中国模式”或者“中国道路”，是一场勤劳人民、强势政府、人口禀赋、社会共识、重商主义政策共同主导的“共振”，缺一不可。

　　很多国家都拥有其中一两个因素，比如印度有人口禀赋，越南有强势政府，但正如Lollapalooza效应的含义提到的—单一因素产生的影响远不如多因素的合力—它们无法像中国那样凑齐各类要素，在经济成就方面显然也远不如中国。

　　芒格讲这番话的时候是2020年的2月，那会儿中国的疫情正在肆虐，海外却是一片暴风雨前的平静。 9个月之后，抗击疫情的剧本出乎了所有人意料— 全球新冠累计确诊超5600万例，而曾经的风暴中心中国将确诊人数控制在了10万人以下。

　　这种成就背后也是一场共振—能打仗肯奉献的医护群体、资源调配能力强大的中央政府、渗透率极高的社会管理网络、听指挥懂大局观的人民群众—显然需要社会每个环节都“超常发挥”，上述因素缺了一个，都不会取得目前的成果。

　　事实上，抗击疫情的底层驱动力跟发展经济是一样的：中国独特的结构优势。它由人民、政府、社会共识、要素禀赋等共同构成，既能驱动中国经济像一架庞大的机器一样碾轧式前行，也能在重大社会危机面前展现出极强的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

　　这种结构优势，是在一套成熟运行几十年的框架中慢慢积累起来的。沿着这套框架，中国的经济和企业就像一个精通做题的学生一样，不断通过重复练习来拿高分。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继续保持这种结构优势，中国就能沿着既定路线实现民族复兴。

　　看空中国的人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节奏问题，当结构问题”。很多时候中国遇到的一些困难，都只是“节奏问题”，只会影响目标实现的快慢。只要没有出现影响结构优势的变化，就不必大呼小叫、胆战心惊。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一旦结构优势丧失，那么衰退将不会是线性的。根据Lollapalooza效应的定义，单一因素产生的影响远不如多因素的合力—失去任何一个构建结构优势的因素，都会导致“中国模式”大打折扣，甚至严重倒退。

　　中国过去的成功，是一场大型“共振”现场，而要保持这些优势，需要保护和维持“共振”背后的那些因素：勤劳且能吃苦能忍耐的人民、强势但继续改革开放的政府、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的社会共识、实现产业繁荣和升级的要素禀赋……

失去任何一条，都意味着结构优势的丧失。这种结构未必是完美的，但在中国跻身发达国家之前，维持它似乎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