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乡世界凝视“低处的温暖”——论樊健军的小说创作

　　樊健军的小说创作有着底层叙事的自觉和建构城乡的“野心”。他最初从故乡“水门”出发，在“水门世相”里打造了最初的乡土世界；然后，跋山涉水，一路走来，从身边的城镇到远方的都市，讲述了一群薄命红颜在“空房子”里徒劳挣扎的生活故事；在经历了这样一番乡土与城市的锻造之后，再次重温故土人事，樊健军的小说创作明显有了新的气象和更高的追求，《桃花痒》《诛金记》《罗单的步调》《内流河》《穿白衬衫的抹香鲸》《冯玛丽的玫瑰花园》等便是最好的证明。在这些城乡故事中，樊健军沉浸到生活的底层和内里，在关注社会转型时期乡土沉滞和城市变动的同时，用一种温情和忧伤的目光去“凝视那低处的温暖”[1]。

　　樊健军说，每个写作者都有一个属于他个人的文学上的村庄，这个村庄是隐晦的，完全隐藏在他的内心，不为人知。它寄托了他全部的文学乡愁，收留了他到处漂泊的灵魂。[2]对于樊健军而言，这个“文学上的村庄”便是赣西北幕阜山下的“水门”。樊健军关于乡村的文学想象几乎都与“水门”相关。最初的《水门荤事》讲述了大队长刘长枪与磨盘、水儿、水萝卜、眯眼泡等几个水门女人的风流“荤事”，其间穿插着与之相关的草鞋精陈米、猎八、二瞎子、矮脚瓜冬生等人的故事。虽然作者没有明确地交代时间背景，但从水门人的生活方式和刘长枪的做派来看，故事应该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很明显，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指责或讽刺刘长枪等水门男女们混乱的道德风纪，而是通过那些游走全篇的谐趣而微讽的叙述流露出特殊年代民间生活的艰窘和欢乐。这种轻松戏谑的叙述和自由松散的缀连结构，在后来的水门系列小说中逐渐成为樊健军小说具有个性化的特色。在樊健军早期的水门系列中，《阴阳祭》从题材内容到叙述形式都显得有些特别。小说以一个五岁时夭折的女孩视角来讲述祖父母辈的往事以及她本人生前死后的经历。穿行于阴阳两界的“我”熟知祖父母与阎老三的恩怨往事，亲历了自己的死亡过程，听到了哥哥在遥远城市发出的叹息，看到了祖母压抑的哭泣，遇见了已经亡故的祖父，甚至最后还嫁给了同样夭折的虎虎。真正集中呈现“水门”世界的是《水门世相》。这部由40多个短篇组成的小说集大多以各类人物为题，譬如满地和绣云、石女秀秀、傻子阿三、乞丐水篛、贪嘴的神汉、穴居者、赌徒、酒鬼等，也有以风俗事件或地名为题，譬如双簧、纸扎、走眼、醉茶、单响、猎鞭、弃物、邪鸟、凸石、无边的浪荡、一棺之地、脚鱼砌塔、萎地的偶像、消解的二胡、红绿桥等。樊健军充分展示了他讲故事的能力，“直接将触角伸向最底层的草根人物和另类生活，这里有身体残缺的，高不过三尺的侏儒，石女罗锅，眼瞎的、腿瘸的、耳背的，长着两颗脑袋的女人。有下三烂的赌徒酒鬼，骗子无赖，像种猪一样活着的英俊男人，成天追逐男人的花痴。有装神弄鬼的神汉巫婆，也有性格怪异的穴居者，有洁癖的盗贼，也有靠纸扎活着的手艺人……这些人聚居在一个叫水门的特殊村庄，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3]。樊健军既展示了乡土底层社会谋求生活的小智慧和玩弄生活的小聪明，也描写了他们在男欢女爱中的纯朴坚贞和在封闭沉滞中的悲怆孤独，勾画出一幅幅既藏污纳垢又生动鲜活的乡土草根世相。

　　在水门系列之后，樊健军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开阔而繁复的现代城市生活，而作者从乡土转场到城市的叙述载体是一群在情感纠葛中挣扎的女性。《仙人球》中，新婚之夜刚过完的姬丽虹就被老公冯乔顺盯上了，于是一场缺乏信任和爱情的婚姻经历在女主人公的“节节抵抗、节节退让”中上演。姬丽红仿佛是悬崖边摇摇欲坠的蝴蝶，被风一吹便要坠入万丈深渊。丈夫的猜疑让她像只刺猬，最终还是选择了婚内出轨来逃离病态的婚姻。而冯乔顺的敏感、多疑、固执不但葬送了自己的婚姻，而且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后由于精神失常遭遇车祸。生活在沙漠地带的仙人球养成了抗高热和干燥的刺，这也是姬丽红婚姻情感生活的写照。《夭夭》中，夭夭从小失去父爱，长期生长在母亲谢沁儿的监视和束缚下。母亲与女儿的盯梢与反盯梢、禁锢与反禁锢，导致了青春叛逆的夭夭更加渴望自由。她义无反顾地投入刀鱼的怀抱，并在寻找刀鱼过程中，委身于一个又一个男人，在肉体的放纵中享受自由和刺激。《假唇》中，苏笑嫣最初面对丈夫姚超的背叛，坚守着传统家庭伦理，甚至曾一度想以氰化钾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后来在朋友的劝服和开导下，苏笑嫣走出了原来的生活。然而，当她经过一番挣扎与马文良好上后，却不料又遭遇了第二次背叛。最后，苏笑嫣在万念俱灰中服毒自尽，离开了令她失望的尘世。《温泉蛋》中，原本在娱乐城工作的青子整日“陪男人唱歌跳舞，打情骂俏”，等到从他们身上捞到一笔钱后，去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商人张戈包养青子后，利用她去引诱设计工作室的老板尹先生，以窃取他的客户名单。但后来青子被尹先生对待发妻的真挚情感所打动，改变了初衷，用自己在娱乐城的客户名单骗取了张戈的酬金。樊健军在叙写这类女性情感生活故事时，明显放弃了乡土叙事中的温婉和亲近，而多以一种置身事外的距离叙述现代城市的欲望故事，审视现代城市生活中的人们，并把他们这种失去信任依凭的情感危机和生活困局命名为“空房子”。

　　事实上，樊健军和他笔下那些漂泊者一样，城市只不过是缺乏经验基础和想象根基的“空房子”，他的这些城市欲望故事都显得那样轻飘和散漫。要想真正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还是要回到生命的原乡，那里才是蕴藏着无限可能的精神家园。《罗单的步调》围绕罗单重返水门村为当年的“毒鱼”事件复仇而展开。作者在叙事中不断穿插武、罗两家过去的矛盾冲突，并与现在正在发生的恩怨情仇相交织。虽然罗单成功地向武强复仇了，但却得知当年是他二叔去鱼塘里投毒的真相。于是，“罗单的步调彻底乱了”。武家人因与村支书的利益关系而屡屡报复罗家，二叔因辛兰香毁了他的名声而报复投毒，罗单因“投毒事件”而返乡谋划复仇，许春荷在背叛与“忠贞”的爱恨中苦苦挣扎。在这个短小的篇幅里，作者驾轻就熟地表现了一个显然不同于现代城市的传统乡土社会简单质直的生活逻辑和处世方式。真正标志樊健军重返水门的成熟之作当然是长篇小说《桃花痒》和《诛金记》，作者把目光和触觉伸向了乡土的纵深处，从不同的视角展示了乡土世界所蕴藏的所有光耀和不堪、厚重和轻薄，表达了作者对这片生养之地的难舍和爱恨。《桃花痒》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写了外乡人哲东在水门的奋斗史和堕落史。哲东最初是怀着朴素真诚的宗亲思想入迁水门的，因为整个水门村都是樊姓本家。然而水门人却把他当成外乡佬冷眼旁观、百般刁难，甚至栽赃陷害，把他排斥在祭祖、打祭、龙灯等宗族集体活动之外。为了获取认同、追逐权力，哲东进行了难以想象的抗争和努力。他巴结昆生、族长，甚至讨好一般村民以获得身份认同，又通过种桃、养羊赚取物质财富。一旦成为当权者后，哲东开始为所欲为，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为了满足淫欲，将村部当成寻欢作乐的宫殿，与水门村的女人们肆意狂欢，全然不顾妻儿和他人的感受，彻底暴露出自私虚伪、狂傲暴戾、无耻下作的一面。如果说《桃花痒》着重表现的是个体在权力和物质追求中的人性异化和扭曲，那么《诛金记》则表现了更为普遍的人性在物质财富追逐中的扭曲和沦陷。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一个叫朱尾的智障者）为视角叙述了水门人追逐黄金梦的故事。一个乡村哑巴无意中发现了圣土山里的金矿，于是一场淘金大战激烈上演。最初得到秘密的老铁匠朱耷率先带着儿女进驻圣土山，试图独揽金矿。然而，村里人在知道了金矿的秘密后，很快都疯狂地卷入了淘金大战。后来政府控制了金矿，但村里人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仍然千方百计地走私黄金。由于人们的无序开采，矿脉遭到破坏，黄金被挖空了，黄金梦破灭了的人们陷入恐慌。而更为诡异的是，那些曾经痴狂黄金的人后来大多死于非命，家庭败落。虽然作者说《诛金记》的题材来自他本人的亲身经历，但是这个黄金扭曲人性的故事显然具有寓言的性质。

　　在水门之外，樊健军还有另一处“家园”，这便是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九江修水县城。樊健军曾如此表述自己二十多年的小县城生活经验：小县城的生活是一潭不流动的水，小县城里的人们生活单调、沉闷、枯燥、重复，小县城又是泥淖之地，倘若你不警醒，就会完全陷入世俗生活之中。[4]作者的这些小县城生活经验同样弥漫在他笔下一些主人公的日常生活空间。如果说水门故事是樊健军的过去记忆，那么县城生活则是他的身边叙事。

　　《内流河》呈现了樊健军关于另一个生命原乡—小县城的叙事魅力。作者在主人公胡细楠琐屑的家庭生活和庸常的个人经历中，细腻而深刻地表现了人到中年的生活困局和精神危机。从乡村中学老师到在文化馆编内刊的干部，胡细楠的中年生活本应闲适自在。然而，年过四十的胡细楠却在婚姻、家庭、工作、人际交往和两性关系上陷入了各种难以言说的困窘、暗伤、暧昧和尴尬。女儿胡小小先天失语，本爱画画却被母亲强拉去学钢琴。妻子蒋文静不甘心灰暗的现实，经历了各种痛苦挣扎，一心扑在女儿的教育上，像刺猬一样对待丈夫，在工作、生活中处处妥协，甚至为了帮助女儿在钢琴比赛中获得名次，不惜宴请、拉票，酬谢社交网络上的支持者。情人马萧萧喜欢把亲近的男人化装成女人，并试图把一个个男友变成前男友，有如此怪癖的高级化妆师经历了成长的阴影、精神病母亲的折磨，而以一种另类的方式陷入自恋，为自己解压。为了挣脱生活的困局，胡细楠与好友许一帆一起开办棋校、寻找奇石。然而，事与愿违，就像他下棋一样，“赢了劫争，却输了棋”，胡细楠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挽回生活的颓势。他的中年人生就像题目“内流河”所隐喻的那样失去了活力和流向，而只是在人生河岔内四处漫溢。樊健军的小说创作越到后面越显成熟老到，开始自觉对生活、人生、生命等做出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后遗症生活》通过日常的寻犬事件反映出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命题。安吉乐的爱犬“帅帅呱”失踪了，尽管一家人费尽心力四处寻找，但还是没有“帅帅呱”的下落。最后不得已只好为女儿另买一条贵宾犬“小公主”来取代“帅帅呱”。安吉乐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小公主”，但是内心却充满了对“帅帅呱”的想念。安家之所以对“帅帅呱”的失踪反应如此敏感强烈，是因为安吉乐幼时跟外婆一起生活，曾经有过被拐卖未遂的经历。这种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后遗症生活”影响其实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作者在小说中还特意安排了彩虹婆婆在儿子失踪后的“后遗症”反应来加深小说的主旨。彩虹婆婆始终不放弃儿子回家的信念，这种抵抗苦难的“后遗症生活”方式是值得深思的。此外，樊健军值得提到的关于小城人物或边缘弱者生活的中短篇佳作还有《厚道面馆》《向水生长》《木匠和琴师》《第65条西裤》《有花出售》《半窗红烛》《穿白衬衫的抹香鲸》等。

　　樊健军说：文学是为弱者说话的。弱者的生命存在不只是为了唤起人们的怜悯，他们是我们的镜子，唤醒我们对人类自身的悲悯。他们的成长史是人类成长史的一部分，他们的情感史和精神史同样是人类情感史和精神史的一部分。我们与他们不可分割，他们总是被藏在无声深处，而我要让他们的故事被世人听到。[5]无论是乡土底层的“水门世相”，还是漂浮城市的“空房子”，抑或是庸常烦琐的“小城人生”，樊健军都把目光投注在坚实的生活大地，关注弱小的芸芸众生，以悲悯的情怀凝视“低处的温暖”，唤醒“沉默的大多数”。

　　注释：

　　[1]樊健军：《去一个未知的世界，凝视那低处的温暖》，中国作家网，2020年1月17日。

　　[2]樊健军：《每个人都有一个村庄》，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40页。

　　[3]樊健军：《每个人都有一个村庄》，第241页。

　　[4]樊健军：《〈后遗症生活〉：拿什么来比喻小县城的生活》，中国作家网，2019年8月11日。

　　[5]樊健军：《去一个未知的世界，凝视那低处的温暖》，中国作家网，2020年1月17日。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本文为江西文化艺术基金项目“转型时期的江西文学”（项目编号2019-050-WX03C）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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