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主义今天还可能吗？

　　你觉得激进吗？你觉得我们可以彻底打破现状，开始考虑激进的变革么？如果是这样，我们先回到一个世纪以前，看看当年激进主义是怎么做的。

　　1917年前后是一个伟大的激进发酵期。《新共和》杂志里的人正在倡导进步主义，转变监管经济和推行民主的方式。《大众》里的左翼激进分子正在酝酿一场遍及全球的社会主义革命。白宫外面激进的女性政权论者正在抗议，要求赋予女性投票权，并开创了现代女权主义。

　　那个年代的人拥有的东西中有一样是我们也充分具备的：反抗现实的诉求。当年他们所反抗的，是工业化的残酷、维多利亚时代的僵化，以及学术思想的陈 腐。

　　他们也有一系列被认为可以用来实施变革的途径。如果是寻求一种新意识，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格林威治村。如果是寻求一种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那也有一种选择—波希米亚风格，它的艺术拒绝商业行为。

　　人们相信小杂志是改变文化和世界的最佳方式。人们相信国家，相信中央计划是重组经济和解放被压迫者的有效工具。激进派相信工人阶级，他们与知识分子结盟，形成了一个反对财富集中的共同运动。

　　当年有很多具有创造理想天赋的人，他们愿意赌上一生，去实现这些理想。我刚刚读过杰里米·麦卡特的一本很有启发且很有意思的新书—《青春激进》，书中描绘了5位激进派的群像，他们是：沃尔特·李普曼、伦道夫·伯恩、马克斯·伊斯门、艾丽斯·保尔和约翰·里德。

　　这些人都有一个年轻且充满活力的信念，即彻底的变革已经箭在弦上。但是两位真正的天才是李普曼和伯恩，他们为不同风格的激进主义提供经验。李普曼凭借自己权威而有条理的思想，全身心投入社会科学和专家治理。他相信中央集权和国有化，并让最有头脑的人权衡形势，治理国家。

　　伯恩更有远见，但也更脆弱。他成长于一个无聊得让人窒息的白人小镇，只有在纽约看到了一个不同种族融合的国际大都会时，他才有机会“呼吸更大的空气”。在一个移民潮汹涌，并且对于移民问题有着激烈讨论的年代，伯恩在庆祝“一个超越国籍的、各种类型和肤色的群体交织在一起的美国即将到来”。

　　随着美国加入一战，重要的节点来临。李普曼支持这场战争，认为这会需要更多的政府规划，从而能够加速社会变革。伯恩则对这种工具主义思想和接受战争的野蛮行径感到震惊。

　　在激进派当中，愿意在体制内工作的实用主义者和想在外部寻求更大可能性的远见者之间，出现了分歧。传播自己理想的时候，他们在推动美国进步；脱离自己理想的时候，多数人感到幻灭。李普曼在《凡尔赛条约》签订之后，失去了对威尔逊的信念。伯恩在1918 年流感疫情爆发期间，郁郁而终。

　　伯恩在一个世纪前是重要性最小的激进派，但是由于他热衷于推行一个去集权化、国际化、全球化的世界，他对当今世界的影响最大。他的思想对于特里普的民粹主义和左派多元文化分裂主义都是最好的反驳。

　　大多数20世纪的激进派错误地把他们的信仰寄托于革命先锋，即一个可以看得更远、知道得更多的小群体。伯恩的观点是对的，最好的变革是对话式的，是一种渐进的、相互磨合的对话，让一种利益牵制另一种利益，让一个群体挖掘另一个群体的瑕疵，但又被共同的民族属性和人性所约束。

　　我们真的要把革命的权利交给国家、知识分子、社会学家、工人或者其他阶级？不，现在已经不是1917年了。但是我们是否可以重新专注于低端却稳定的政治、交易和交流进程，其方式是渐进的而目标是激进的？这才是一种更安全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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