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业中的人地关系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不但是世界上农作物最早的驯化地，而且早在一万年前就将野生植物驯化为粟、黍、水稻，也摸索出一套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正是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不仅维系了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成就了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在中国古代农业技术之中，对于土地的保养有着深厚的科学内涵。

　　翻开古代农书，从春秋战国，到20 世纪初期，几千年间古人对于土地的保养，几乎与当代的耕作学关注的措施别无二致。其中，历代农书中涉及最多的是施肥。农业生产能够持续下去，最根本的是土壤之中必要的养分补充。农作物生长过程都会吸收养分，因此无论任何土壤，都需要不断地补充土壤肥力。而养分的补充形式，大概存在两种：内部补充形式，即自我肥力补充；另外一种为外部补充形式，即人工施肥。“内部补充形式”不是通过人工施肥添加肥力，而是依靠撂荒休耕，培育绿肥，达到补充肥力的结果。但凡读过中国历史文献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历史早期，至少西周时期，土地利用存在一种菑、新、畬的形式，即初耕地以及耕种一年、两年的土地，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存在休耕一年或两年的现象。那时中国人采取的休耕形式，与欧洲的二圃制和三圃制极为相似。休耕，不仅通过土壤的休息恢复地力，且将土地上生长的野草作为绿肥，补充肥力。

　　大概从春秋时期，随着人口增多，菑、新、畬这类通过休耕恢复地力的内部补充形式逐渐被淘汰，土地连作成为中国农业土地利用的常态。伴随土地连作，以人工施肥为特征的土壤肥力外部补偿形式逐渐成熟。在中国古人的摸索中，施肥成为一种讲究，何时、何地施肥，施何种肥，怎样施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在每个年度的农业生产进程中，精心安排在各个时节，用古人的话语来说，“ 用肥如用药”，多了、少了都不行。

　　精耕细作的耕作制度是支持中国传统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施肥只是其中一个环节，选种、育种、耕作、整地、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收获，当代耕作学中的每一项内容，中国古人都早已纳入实践。正是中国农业的发展，让中国人口从几千万，到一亿，再到十几亿。中国农业和谐的人地关系，固然不是面向整个自然界，但立足在农业生产体系内部，成功地实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肯定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存在科学价值的同时，必然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以农业开垦为前提所导致的环境恶化。

　　对于这样的现象，若加以社会分析，土地所有权应是其中的关键原因。中国历史上，无论是自耕农，还是被称为地主的田产较多的农民，都是不同形式的自耕农。土地的主人，自会珍惜和在乎土地，但他们在自己耕作土地的同时，也会将一部分出租给佃户。土地的收成一般有两种分配形式，即分成租与定额租。这两种分配形式牵涉到不同的人地关系。定额租中，无论这块土地是丰年还是灾年，如果地主规定给他的佃户一亩地有30 斤的粮食保证，无论是什么收成，他就应该拿到30 斤，且不必过多考虑土地保养与增产的问题。但是，分成租就不一样了。不管如何分成，总产量不同，佃户手中分到的数量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在不同的租额约定之下，耕种土地的农民，他们对待土地的态度和由此所产生的人地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的社会发展进程与自然环境存在差异，对于黄河、长江流域而言，以精耕细作见长，但在中国丘陵山区以及云贵高原、秦巴山区，刀耕火种，都属于游耕状态下的土壤肥力内部补偿形式。这样的地区又出现另一类人地关系。

　　人口学研究表明，明清以来人口不断增殖，环境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比如，今天我们讨论由农业而导致的环境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敏感地带，即长城沿线的农牧交错带、东南丘陵山区、南方围湖造田区。开垦这些土地的人们，很少去想这块土地、这个地区的将来，他们注重的是眼下的生计。也许正是与自己无关，才使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顾忌。清人严如熤在《 三省边防备览》

　　中就谈到秦巴山地，一棵棵参天大树在焚烧中轻易毁掉，以致这片山地今天依然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我认为，讨论人地关系的视角，不应该仅仅是谴责，固然谴责唤起的警醒是十分必要的，但另一方面被我们忽略的问题，农业遗产中的科学内涵，以及人们毫无责任地破坏环境的根源，也许应成为研究人地关系的另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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