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大门”—广州（下）

　　然而事情远未结束，乾隆皇帝对洪任辉进京告御状一事颇为恼怒，认为其中“必有内地奸民，潜为勾引，事关海疆，自应彻底根究，以戢刁风”，于是下令追查代写供词之人。经追查，汪圣仪、林怀、刘亚匾等人先后接受衙门的训责，刘亚匾更因查获代写供词之确证而被正法示众。洪任辉本人也犯有“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之罪，被圈禁在澳门3年。

　　一口通商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乾隆皇帝深感贸易事小，海防事大，倘若放任外船恣意来华贸易，时间一长，必然危及清廷稳固。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对外宣布关闭宁波港。不久，又陆续关闭江苏、福建等沿海通商口岸，只允许外商在广州一地进行贸易。在谕旨中，乾隆皇帝向外国商人明示：你们来中国贸易必须安静守法，如果只在广州一口贸易，亦不驱逐。倘若不来贸易，天朝也不会招徕。宁波一口是断不准再去的，去必驱逐，实属无益。倘若外商不遵守这一禁令，必是咎由自取。

　　此后，清廷又颁布“防范外夷规条”，要求所有来华商船只能在广州一口贸易。贸易结束后，应依期回国，即使有行欠未清，亦应在澳门居住，将其货物交行商代售。此后，外商抵达广州后，只能寓居在行商处所，由行商管束稽查，不可随意外出，更不能雇佣百姓或脚夫打探消息、传递情报，广州一口通商遂成定制。

　　广州十三行

　　为了拱卫海疆，清廷独留广州一口通商。缘于此，广州外贸发展独占鳌头，并长期处于垄断地位。

　　为了管束外商，清廷逐渐废止市舶制度，并依靠半官半商的十三行充当贸易中介。据《粤海关志》记载，乾隆十四年（1749年），粤海关的收入就高达46万两白银；至道光十八年（1837年），粤海关的收入更是高达124万两白银。在此期间，由广州输出的商品以茶为大宗，其次是丝绸、棉布、黄金、铜等商品；输入的则以白银为主，其余是棉花、香料、毛织品等商品。此外，伴随着广州手工业的长足发展，以广州产品为代表的“广货”逐渐占领了全国市场并进军海外市场，其主要产品包括铁器、瓷器、蔗糖、纺织品、水果、鱼花等。“广货”的异军突起，使广州产品享有国际声誉，为近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诚如所言，广州十三行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十三行并非只有13个商行，而是民间对广州进出口贸易商行的统称。从乾隆中期闭关以后，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口通商开始，凡粤海关进出口贸易，一律由朝廷指定的广州商行代理，授予外贸特权。每年户数不等，大约一二十家之多。起初，朝廷钦点的商行有怡和、旗昌、宝顺等共计13家，十三行之说遂由此盛行。此外，民间亦传言，十三行之名源于算盘的13根立轴，寓示财源滚滚。十三行还有一个意义，指的是十三行商馆区，大体位于今天的广州文化公园附近，即西关一带。十三行作为一个商人群体，已成为广州对外通商口岸的核心所在。

　　当时，偌大的中国仅留广州一口作为门户，任凭十三行垄断，想不发财都难。据史料记载，十三行每年上缴朝廷税银均超百万两白银之多，皇室每年靡银60余万两大多由此专供，故十三行又名“天子南库”。但凡宫中有事，商行都争先抢着献“孝心”，可谓富可敌国。以茶叶营生的怡和行老板伍秉鉴，就是这一典型。

　　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伍秉鉴家族以经营茶叶为生，其父早年兴办怡和行，与同文行、广利行、义成行并称十三行中的“四大行”。怡和行的名号在19世纪前期的国际商界中赫赫有名，伍秉鉴接手后，怡和行与英美商人每年的贸易额达数百万银元。当时，十三行给朝廷上缴的赋税以银锭为主，而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交易则以银元为主。

　　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据说，东印度公司资金周转不灵时，就常向伍家借贷，其本人也有良好的信誉。欧洲市场对中国的茶叶需求量较大，且对质量十分挑剔，伍秉鉴所供应的茶叶经英国公司鉴定为上等品。凡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均能在国际市场上以高价售出。在产业经营方面，伍秉鉴不仅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还在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等业务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五口通商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成为最大的对华贸易国。但是，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英国贸易收支不平衡，垄断英国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对广州的整个生意是无年不亏的”。为了平衡贸易收支，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需要运送大批白银至中国，抵消中英贸易逆差。仅广州一地流入中国的白银，平均每年在100万至400万两之多。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英国占领了鸦片产地孟加拉，英国商人发现鸦片“奇货可居”，本小利大，于是妄图用鸦片贸易来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为此，英国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鸦片专卖权，此后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迅速增加。

　　尽管清廷早已明示，严禁外商进行鸦片贸易，但英国人通过贿赂等方式，公然在珠江口贩卖鸦片。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超过4000箱。英国人肆无忌惮的鸦片贸易引发清廷朝野的震怒，道光皇帝派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公开销毁鸦片，打击了英国奸商的嚣张气焰。不久，英国人以“维护鸦片贸易”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军大败，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不仅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还要赔偿英国巨额损失，同时割让香港岛。值得一提的是，《南京条约》还规定清政府要废除在广州实施的行商制度。至此，广州的十三行贸易一落千丈，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除上述原因外，道光二年（1822年）在广州发生的一场大火，也是导致十三行制度终结的重要原因。1822年11月1日晚10时许，广州西门外十三行街的北侧一家饼店突然着火。时值秋冬之交，广州盛行北风，火势顺风向南蔓延，很快烧到外国商行（时称夷馆），连片的木制结构建筑俱被引燃。初冬的这场大火连烧7天7夜，殃及众多邻里，共计“焚烧一万五千余户，洋行十一家”。其中，十三行损失最为惨重，其财产损失高达4000万两之多，而清王朝当时一年的国库收入也不过如此。据说，缘于白银的熔点相对较低，十三行在烈焰之下“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场面既衰且壮”。大火之后，半数以上的商行一蹶不振，哭丧泣告，但朝廷毫不体恤，该收的税银照收不误。之后，不少商行北上入沪。

　　可以说，1822年的这把大火使十三行由盛转衰，而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则宣告了在广州实行近百年的行商制度彻底终结。随着“五口通商”的开埠，广州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时代宣告结束，中国由此迈入近代社会。（完）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