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缩减恐慌”到“缩减平静”，货币退潮季，小盘价值股赢来春天？

　　全球货币退潮降至。继8 月底在怀俄明州杰克森霍尔会议上首次释放缩减资产购买（Taper）的信号之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9月22号的议息会议上再次强化了于今年底开启Taper、并在明年中完成的意愿。此外，欧洲央行（ECB）在9 月9 日的会议也表达了逐步退出疫情期间特殊救助政策的意愿。

　　2013年5月，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意外地释放Taper信号，引发了“缩减恐慌”⸺美债长端利率和美元指数急升，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大幅贬值，信用风险溢价持续扩大。有了前车之鉴，这次会不一样吗？“Taper 2.0”会有何不同？

　　权益资产：缩表之下，波动性提升

　　理论上，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基本面）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状况，从分母（盈利预期）和分子（估值）两个方面抬升权益资产价格，正如马丁·茨威格所说，“在股市上，有钱能使鬼推磨”。

　　从1966 年1 月到2013 年12 月 Taper落地这48 年的经验来看，标普 500指数平均年化收益率为10.56%，但在货币政策扩张时期，收益率高达 15.18%，紧缩时期仅为5.89%。

　　由于扩张时期的通胀率更低，扩张与紧缩时期美股的实际年化收益率的差距更大。并且，这种收益的差距是建立在风险大致相同的基础之上的。

　　高频数据是观察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影响的重要工具。1996年，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一次演讲中称美股为“非理性繁荣”，担心美股泡沫破裂后美国会否像日本一样经历漫长的经济衰退。投资者将这次演讲理解为美联储即将收紧货币政策的一个信号。当时美股已经收盘，但其他国家股市急剧下挫，日本股市跌3%，法兰克福股市下挫4%，伦敦股市下跌2%。次日美股开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2.3%。

　　与之相反，2013年9月8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上，伯南克并未宣布缩减资产购买计划，这扭转了美股和全球股市的颓势。

　　无论是小盘股溢价，还是价值股溢价，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都更为显著，而在紧缩时期，经验规律甚至会反转。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往往对应的是经济周期中的复苏阶段，小盘股相对于大盘股、价值股相对于成长股的表现显著好于其他阶段。

　　分行业板块而言，零售、服装和汽车行业对货币政策更加敏感⸺ 扩张期表现更好，紧缩期表现更差。能源、公用事业、食品、金融以及生活消费品行业在不同时期表现较为一致。投资者可以将不同的策略结合使用，例如，小盘价值策略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将获得更高的超额收益。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常规货币政策时期，判断美联储货币政策立场的是联邦基金利率的升降，升为紧缩，降为宽松。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长期执行零利率政策，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张或收缩成为判断货币政策立场的依据。

　　经验上，美股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图1）。美联储扩表时，权益资产一般有不错的表现。一旦停止扩表，或开始缩表，权益资产波动性会提升。2013年Taper 期间，由于美联储仍然在扩表，所以并未影响美股升势。2018 年，缩表、加息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加剧等多因素叠加，导致美股出现较大回撤。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变化。

　　后危机时代，虽然科技成长在整体上跑赢传统蓝筹和价值，但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与道琼斯所代表的传统行业相比，纳斯达克所代表的科技成长股的回撤和估值（P/E）下降幅度更大。例如，在美联储 2014年10月停止扩表后，纳斯达克估值在3个月内从40倍下降到了30倍，同期，标普500指数的估值则从19倍升到24倍。

　　货币政策对权益资产的影响，有赖于通胀环境。如果宽松的货币政策产生通胀上行的压力，反而会给权益资产带来估值压力。经验上，二战后美股涨幅与通胀率呈现出非线性的负相关关系，通缩状态下（通胀为负）美股的表现最好。1948-2020 年间，标普 500指数在通胀率小于零时的季度平均涨幅达5.2%，在通胀率为0-2%和 2%-4%时，涨幅分别为2.6%和2.7%。一旦通胀率大于4%，平均涨幅就迅速下降到1%。

　　2021年初以来的“再通胀交易” 期间，美股估值大幅上升，整体估值远超21世纪的历史平均水平。在过去的 150 年中，经周期调整的席勒市盈率（Shiller PE）仅次于2000年科网泡沫。进入今年三季度以后，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然而通胀压力不减，估值的高位拐点已经出现。

　　在产出缺口收敛的过程中，实际利率仍将上行，三季度通胀增速虽然阶段性放缓，但下行幅度或有限，大宗商品价格和工资仍将起到托底的作用。8月杰克森霍尔会议已经释放明确的Taper信号。在基本面弱化和流动性收紧的双重压力下，美股估值或将进一步下行。9 月初，摩根士丹利已经下调美股评级至低配。中期内，美股配置价值下降，应以大盘股或防守板块（逆周期）为主，对应的行业有食品和饮料、家居和个人护理产品、医疗保健以及公用事业等。

　　美债：没有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支撑，美债利率无持续上涨的基础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认为，投资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利率。因为利率是金融资产定价的基础，而无风险利率是基础的基础。一般认为，无风险利率、自然利率和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的趋势保持一致，主要取决于人口、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供给侧因素，货币政策是一种逆周期调节手段，影响的是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的周期及波动。

　　1966-2013 年的经验事实是，美国国债、政府机构债和投资级债券在货币政策立场不明确时的实际收益率和夏普比率都是最高的。次优状态是货币政策宽松时期，最差的状态是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相对于短期国债而言，长期国债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的年化收益率更高，但风险也更大。

　　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影响固定收益证券的机制略有不同。在非常规货币政策时期，美联储购买或出售的国债或政府机构债的期限，直接影响到利率的期限结构。美联储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通过影响美国国债的供求关系和发送政策信号，影响长期利率。

　　美联储与市场永远处在博弈之中，彼此都在等待对方的信号，市场也在不断试探美联储的决心。达拉斯联储主席费舍尔（R. Fisher）将机构投资者比喻成“野猪”，一旦嗅到了什么不好的气味就会去搜寻，若是发现了对手的弱点就会进攻。这就是为什么预期往往会提前实现的原因。美联储则追求在透明性和模糊性上达成一种玄妙的平衡，避免市场形成一致预期。这有助于降低波动性。

　　期限利差往往在Taper开启时达到峰值。加息初期，短期利率加速上行，期限利差进一步压缩。2016年二季度末，随着预期的短期利率加速抬升，期限利差开始走阔，在缩表开始一年后达到峰值。期间，期限越短，期限利差涨幅越大。

　　按照费雪方程式，名义利率等于实际利率加预期通胀。现实世界中，二者都无法直接观察。实践中，实际利率常以（不同期限的）通胀指数国债（TIPS）收益率代表。期限相同的国债的名义收益率与TIPS利率之差就是“盈亏平衡的通货膨胀率” （breakeven inflation rate）。它常被视作预期通胀率。

　　从期限结构角度来看，名义利率可以被拆分为预期部分和风险部分，预期通胀可以被拆分为预期通胀率和通胀风险溢价。此外，由于TIPS市场规模较小，还需支付一部分流动性溢价。所以，盈亏平衡通胀率还包含了通胀风险溢价和流动性风险溢价，所以并非预期通胀率的良好估计。

　　所以，只要通胀风险溢价或TIPS 流动性溢价不等于零（两者之差也不等于零），TIPS通胀补偿就不等于预期通胀。通胀风险溢价是债券投资者因承担通货膨胀风险而要求的额外补偿，其价值取决于通货膨胀与实际经济活动的协方差。在上世纪70-80 年代为正值，且较大，因为当时的投资者更担心滞胀局面，但最近几十年持续下降，大危机期间甚至出现了负值，因为投资者越来越关注低通胀或通缩问题。TIPS流动性溢价主要反映的是市场规模和供求关系，与通胀风险无关，一般在发行初期较高。

　　拆分后可知，Taper之前10年期国债名义收益率上升是通胀预期、通胀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通胀预期的贡献占绝对主导。

　　短期内，10年期国债利率上行有三个潜在驱动因素：第一，2021年下半年通胀减速不达预期，或通胀反弹超预期；第二，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超预期前置，美联储开始缩减购债规模；第三，拜登政府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获得国会支持，国债发行量增加。它们将通过实际利率、通胀预期、通胀风险溢价或期限溢价传导至长端利率。

　　基于多模型测算的结果表明，10 年期国债利率2021年底超过2%的概率不高，长期而言，由于实际均衡短期利率仍维持在低位，只要通胀保持在温和可控水平，长端利率也将运行在低位。一旦10年期国债收益率超过 2.5%，美联储或将重启扭曲操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利率上升会增加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侵蚀财政稳健性和美元信用；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导致美国经济“长期停滞”的因素仍在发挥作用，如果没有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支撑，美国经济，从而美债利率不具备持续上涨的基础。

　　股票与债券两种金融资产的表现都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21 世纪以来,美国核心通胀率很少超过2%。在这种环境下,美国股市和美国国债之间的相关性为负,提供了强有力的投资组合多样化。但从历史上看, 更高的通胀率对应的是股债收益率之间的正相关性,比如从1966 年到 2000年之间,股债混合策略的有效性就会下降。下一个10 年，如果通胀中枢高于2%，股债混合策略的有效性或再次反转。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是通过资本的跨境流动实现的。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联储实施 QE会导致一部分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反之，退出QE则会导致美元回流。在这个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权益和债券资产价格都会重估，但由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和外汇储备的差异，各国的表现不尽相同⸺ 高企的经常账户赤字、高通胀率、疲弱的增长前景和相对较低的外汇储备是脆弱性的来源。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时期，美股和固定收益资产的相对表现较差。在全球配置时代，投资美国以外的金融资产是否是一个好的选择？

　　权益资产方面，可以将除美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分为3组：北美以外的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不发达国家。MSCI EAFE指数刻画的是除北美（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21 个发达国家大盘股和中盘股股价的整体走势。MSCI美股指数和MSCI EAFE指数在美联储货币政策扩张时期的表现都是最好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在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更为显著，所以发达国家之间货币政策的联动性更强，利率走势相关性更高，MSCI EAFE指数与MSCI美股指数的走势也高度一致，投资其他发达国家的权益资产并不能提供分散化收益。

　　新兴市场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均实施了不同程度的资本账户管制，也因此拥有不同程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常规货币政策时期，新兴市场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权益资产在美联储紧缩（或不明确）时期的表现往往是最好的，故可以提供一定的分散化收益。这种分散化收益在新兴市场国家推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减弱。在非常规货币政策时期，新兴市场的分散化收益有进一步弱化的迹象（图2、图4）。在美联储 Taper或缩表期间，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回撤幅度甚至更大。在2017年10 月美联储开始缩表时，MSCI发达国家指数与MSCI新兴市场国家指数的点位均为220 点左右，但到2019 年9 月缩表结束时，前者升到了240点，后者降到了200点。

　　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引发的“恐慌”情绪，在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汇率和信用风险溢价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其传导机制为：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 美国国债长端利率上升→套利交易使得美元回流→美元指数上升，其他国家与美元的双边汇率下降、信用风险溢价上升。这可以从日内高频数据中得到印证。在2013 年6 月19 日伯南克宣布将于9月确定Taper细节时，美元指数应声上涨，而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贬值。并且，有研究表明，虽然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不尽相同，但在美元汇率和外国债券收益率方面的影响是相似的。

　　上一次，美元指数持续上升的起点位于Taper的后半期（2014 年7 月），在2017 年1 月达到峰值。期间，广义美元指数从94升到了118，升幅 26%。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在美联储于2013 年5 月释放Taper信号时就开始贬值，信用风险溢价也在同一时间上行，但不同国家的表现有显著差异，关键区分因素之一是外汇储备充足率。

　　由阿根廷前财政部副部长帕布罗· 吉多蒂(Pablo Guidotti)提出，后经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推而广之的一条经验规则是：在不增加外国借款的情况下生活至少一年。“吉多蒂- 格林斯潘规则”建议，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应持有至少等于其短期外币债务和经常账户赤字之和的外汇资产。这就得出了一个简单的衡量中央银行储备充足率的方法：外汇储备以外币计价的短期外债经常项目赤字。根据测算，中央银行储备充足率门槛水平约为7%，低于7%为不足，高于 7%为充足。以此为依据，将主要的 13 个新兴市场国家划分为“储备充足国”和“储备不足国家”，通过GDP 加权，可计算两组国家的汇率指数（图2）。从2021年5月21日到9月初， 13 国货币整体上相对于美元贬值了 6%，但外汇储备充足国家的货币仅贬值了1%，而外汇储备不足国家的汇率平均贬值幅度为12%。“脆弱五国”（Fragile Five）⸺南非、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汇率跌幅为10%-20%。

　　同样地，在美联储释放Taper信号之后，以投资级公司债与美国国债利差衡量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信用风险溢价也开始上升，不同组别之间也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图3）。截至8月底， 13国信用风险溢价整体上升超60bp，外汇储备充足国家和不足国家分别上升40bp和120bp，阿根廷和土耳其分别上升450bp和900bp。

　　这次不一样，Taper 2.0 的影响会比较温和。与2013 年相比，有四点变化。一是主要新兴市场国家2020 年的经常账户赤字大幅收窄，储备充足率也显著提升。“脆弱五国”的经常账户平均赤字率从4.4%下降到了 0.4%，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南非的储备充足率均提到了7%以上（图 4）。二是资本流出的压力比较小。从 2000 到2012 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账户持续13 年顺差，2006- 2008 年连续3 年保持在5000 亿美元以上，但在2015-2019年却持续逆差，仅2020年录得小幅顺差，这一次资本外流的压力远低于2013年。三是美联储吸取了历史经验和教训，注重与市场的沟通，反复强调在Taper之前会提前通知，并在2021年7月的FOMC 会议上新设了两项常备回购便利工具SRF和SMIFA。四是从2021 年7 月纽约联储一级交易商调查结果可知，市场预期是美联储或在2021 年四季度启动Taper。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缓解Taper或缩表时可能出现的流动性冲击。

　　在8月底的杰克森霍尔会议上，鲍威尔明确发出Taper信号，称“如果经济的发展与预期一致，今年开始缩减资产购买是合适的”。“缩减恐慌” 并未重演。华尔街日报早在2021年6 月的文章中就预言，“缩减恐慌”已经变成了“缩减平静”。

　　然而，土耳其和阿根廷的经常账户收支和储备充足率仍为负值，且缺口大于2013年。对于储备不足的经济体，要想缓解资本流出和信用风险上行的压力，要么关闭资本账户，要么跟随或早于美联储加息。“Taper 1.0” 时期，13 个新兴市场国家平均加息 40bp，其中，储备不足国家平均加息 110bp，储备充足国家反而降了5bp。加息产生的紧缩效应常常加剧资本或外汇市场的恐慌程度。

　　当前经济金融层面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滞胀的持续性和强度。二季度以来，美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开始显现，财政将成为明年经济增长的拖累。与此同时，由于疫情的干扰，全球价值链的中断在短期内难以解决，供给瓶颈还将存在，地产回暖和原材料价格上行仍是通胀的重要支撑。滞胀的宏观环境整体上利空权益和固定收益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