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一种信仰

　　闲时喜欢读书看报的我，被上初中的女儿送了个“悦读先生”的雅号。沾沾自喜中，与阅读相关的往事，也在脑海里清晰地浮现，慢慢一如旧梦。

　　从小人书起步

　　我对阅读产生兴趣，最初源于小人书的诱惑。

　　童年时代家住山区的我，有年夏天被父亲领进县城。在陈旧低矮的新华书店右侧，一处围坐着一大群小孩的小人书摊吸引了我的目光。征得父亲的同意后，我也开心地加入其中。那以后，我喜欢上了阅读。只要父母或爷爷进城，总盼着他们带几本小人书回家，一旦拿到就爱不释手。

　　开始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是上初中以后。有次找同学借到一本没有封面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利用课余时间读了起来，很快就被书中的故事吸引。看完后还久久沉浸在书中的人物命运之中，在对女主人公林道静的革命精神深感敬佩的同时，也对她嫁给出生地主家庭的余永泽这一草率行为深感不平和惋惜。于是，著名女作家杨沫的《青春之歌》，成了我人生中阅读的第一部长篇文学作品，并由此对文学有了感情。

　　进入高中，因学校那间窄小的阅览室里除社会科学类书籍和报刊，文学类读物占比很小，当年经济条件有限的我，想出一个凑份子购买书籍和订阅报刊的办法。在班里邀约几位语文成绩较好的同学，一起凑钱购买文学书籍并订阅了好几份文学报刊。每每买到好书或收到报刊，我们就轮流传阅，极大程度地丰富了课余生活。

　　“读书三法”

　　阅读量的递增，也逐渐让我有了尝试文学创作的想法。尤其在文学空前繁荣的上世纪80年代，我不仅多次获得学校“读书积极分子”称号，还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文学作品。

　　作家蒋子龙谈及阅读时，归纳出“读书三法”：拜读、苦读和闲读。他解释说，拜读需要带着虔诚和敬仰之心，比如经典名著；苦读是定下目标，逼迫自己非读不可；闲读则凭个人兴趣读自己喜欢的书，比如武侠、侦探之类。按照这个分类，目前的我正处于闲读状态。拜读和苦读，已成学生时代的往事。

　　中学和大学，是我人生中的阅读高峰。上高中时，正处于文学热潮席卷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年代，爱好文学的我遵从“读书破万卷，下笔若有神”的古训，把博览群书当作攀登文学殿堂的阶梯。有年暑假天气格外炎热，在没有降温设施的情况下只好端来一脸盆冷水，将两条毛巾浸湿拧干后分别展开搭在光膀子上降温。待毛巾变热后再浸湿，再拧干，再搭上，一直阅读到深夜。

　　上大学后除如饥似渴地拜读大量中外经典名著，还强迫自己周六周日到当地最大的图书馆读书。出发前将两只大馒头塞进一个特大号的搪瓷杯里盖上杯盖，配上调羹一并装进帆布挎包，然后在学校门外的公交车站乘车，中途转一次车，就到了图书大厦。进入宽大的阅览室选一处位置坐定，边读边记的模式就此开启。午餐时间拿出备好的白面馒头掰碎放进瓷杯，加入阅览室免费提供的开水泡软充饥。

　　令我啼笑皆非的是，大学第一学期，我在图书馆借到一本与所学专业相关的书籍，欣然带回学校利用课余时间认认真真地阅读起来，并详细做了一整本的阅读笔记。没料到第二学期就有了这门课程，我只好温故知新，再学一遍。

　　唯有读书高

　　古往今来，有关阅读的史料和故事浩如烟海。汉朝《四民月令》记载，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民间都有“曝书”习俗。文人墨客纷纷把书搬出房间摊开在太阳底下，给书来一次除湿防霉、驱虫防蛀的“阳光行动”。到了宋朝，由于雕版印术的广泛应用，图书刻印十分精美，朝野上下藏书颇多，“曝书”习俗得以大力继承和发扬。既有官方制度性的“曝书会”，也有民间的“曝书”活动。北宋时期，“曝书”活动长达三月之久。据《蓬山志》记载：“所藏书画，岁一曝之，自五月一日始，至八月罢。”

　　以书会友也是古人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东汉末年以孔融为代表的“建安七子”。而记录古人发奋读书的事例则无以计数。仅在成语当中，就有诸如“凿壁偷光”“悬梁刺股”“囊萤映雪”“牛角挂书”等，分别记录了古代贫苦青少年匡衡、孙敬、苏秦、车胤、孙康、李密刻苦读书的励志故事。

　　我国作为拥有数千年文化底蕴的文明古国，读书早已成为国人的一种信仰。

　　为传承和发扬历史悠久的读书传统，2006年，在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教育部等国家职能部门的共同倡导下，一年一度的“全民阅读”活动正式开启。一时间，“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舆论氛围和文明风尚在全社会迅速形成。

　　在浓郁温馨的全民阅读气氛中，做个“悦读先生”，哪怕是看看报刊、读读闲书，也怡然自得，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