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中华文化，比较中西方文化差异

　　若从创造与传承文化的“人”、生长与培育文化的 “地”两方面立论，“文化自信”重要之源必然是因“人” 而异常丰富、因“地”而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

　　以汉族文化、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又是怎样的文化呢？最重要的当推以下四点：一是天命观念。天命观念的产生与农业有关。农耕民族是靠天吃饭的，于是人们敬天畏天，求天保佑。然而天象多变，天命无常，于是由农业的敬畏天神，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便是将天象、天命与人间的福祸、社会的治乱、政治的清浊、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将天心、天意与民心、民意联系起来，再进而形成了“天人感应”的“灾异论”以及“一天子一子民”的社会政治理论，这些理论又广泛作用于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总体而言，中国人认为天是仁慈的，爱天子，也重子民。

　　二是伦理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主要有五种，即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其中最基础的关系是父子关系。父子关系抬升一步，就是君臣关系，所以有了“君父”“臣子”的说法；父子关系延伸一下，就是兄弟关系，所以有了“兄弟如手足”的说法；兄弟关系推扩一层，就是朋友关系，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也。

　　三是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思想与农耕经济、天命观念主导下的家族观念、伦理关系密切相连，是“家国同构” 意识的产物。毕竟，在农耕社会中，家大业大、和平安定为好，而对于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来说，则是追求大一统。中国人所追求的大一统，既是政治上的大一统，也是文化上的大一统。政治上的大一统，可以使宇内和平，干戈不兴，人民安居乐业，享受太平日子。至于文化上的大一统，所谓“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之类，自然大有利于政令的执行、经济的交流、文化的传播与彼此的理解。及至后代，哪怕非汉民族，入主中原农耕汉地以后，同样追求着政治与文化的统一，这就是“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的“道理”。

　　由此，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习惯思维中，家长的权威性与唯一性是相连的，而放大了的一家之长，也就是“国家”的君主，也应该是唯一的权威。

　　四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与前述的天命观念又是相通的，天命观念讲究的天人感应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与天地参”。以上得之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天命观念”，得之于人与社会关系的“伦理关系”，得之于人与家族关系的“大一统思想”，得之于人与自身关系的“中庸之道”，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以和为贵、爱众为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求是务实之类的行为准则，规定了或影响着中华文化基本内容的生发、发展与变迁。

　　基于以上几点归纳，我们可以尝试着比较中西文化的诸多方面：西方文化，经济上重契约，社会上重法律，道德上重上帝，科学上重真理，其实法律、上帝、真理，也是“人”与不同对象订立的“契约”；中华文化讲究群体意识、血缘关系，如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习语，“报效祖国”“国家”“公家”“自家”“父母官”“子弟兵”“兄弟单位”等，以及中国人尤其看重的家族形象、人伦亲情、人际交往、面子观念、家国荣誉等，都无不体现出这一点。西方文化追求个人权利、公民意识、民主传统、激进主义、征服自然，注重人与物的关系胜过人与人的关系，求真重理，并且注重分析、科目、实验、科学；中华文化追求家族本位、忠孝精神、天命观念、天人合一、中庸之道，注重人与人的关系，求善重情，习惯综合、大成、辩证、学问。

　　如此等等的差别，使得西方自然科学特别发达，硬而琐碎，而中国表现为人文社会学问非常丰富，软而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