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支持浦东高水平金融开放

　　202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打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窗口”的高度，为浦东谋划了今后30年新一轮改革开放宏伟蓝图，要求浦东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打造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治理的功能高地。商业银行作为金融市场的主力军，应切实履行责任担当，围绕中央精神和上海政策，提供高质量、高效率金融供给，全方位服务浦东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

　　商业银行参与浦东金融开放的有利条件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迈向新征程

　　2009年以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金融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浦东充分发挥金融市场体系健全、金融机构高度聚集、监管部门政策支持等优势，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程中的排头兵、试验田和核心区，不断拓展上海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股票市场方面，2020年上交所上市公司IPO共计233家、募集资金达2477亿元，均位列全球首位；上交所上市公司总市值同比增长43.5%，超越日本交易所集团成为全球第三大交易所。债券市场方面，截至2021年8月末，我国债券市场托管余额超过110万亿元，市场规模居于全球第二，在沪债券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持续推进。商品市场方面，上期所2020年成交金额约140万亿元，同比增长44.42%，其中螺纹钢、燃料油、沪镍、热卷等品种交易排名位于全球前列；“上海油”上市三年来已经成为全球成交量第三大原油期货，截至2021年8月当年累计成交金额为11.75万元、累计成交2877.98万手，其中境外客户成交占比约25.07%；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金”黄金现货交易量连续多年位列全球第一。

　　在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上海再次蝉联全球第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日益受到认可。中央为上海国际中心建设新征程指明了方向，在进一步提升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发挥金融辐射带动作用等方面给予了丰富有力的政策支持，勾画出“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阶之路。商业银行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浦东引领区建设的直接参与者，享有这一重要历史进程所带来的政策红利、发展红利和改革红利，将立足浦东高水平金融开放和高能级金融发展，发挥商业银行金融优势，做深综合金融服务，推进浦东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核心承载区的各项工作。

　　中国外汇市场不断向纵深发展

　　汇率是连接国内国际市场的重要价格信号，中国外汇市场的发展与成熟是支撑浦东扩大金融开放的关键保障。1994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标志着全国统一、规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正式成立，成为在岸人民币市场外汇交易主平台。近年来，上海已经跻身全球主要外汇交易中心之一，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有序运行，推出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BIS货币篮子人民币汇率指数、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汇率指数，有效提升了汇率政策的规则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更准确体现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和外汇市场真实供求，向全球外汇市场发出上海声音、上海价格，人民币外汇业务规模持续提升。2020年中国外汇市场交易总额达到206万亿元，其中即期外汇交易较上年增加4万亿元同比增长4.78%，远期外汇交易较上年增加1.3万亿元同比增长47.06%。

　　商业银行作为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做市商和报价行，产品序列日益丰富，平台系统不断优化，为市场提供优质报价和交易流动性，为客户提供全产品、全货币、全期限、全流程的一揽子外汇金融服务，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金融市场建设和金融双向开放。浦东引领区建设将给中国外汇市场和商业银行带来新一轮发展契机，尤其在丰富衍生品供给等方面有望实现突破。

　　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有序推进

　　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深化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课题。近年来，我国先后推出一系列重要举措，实现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基金互认等互联互通机制，扩大商品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推动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等业务落地，深化自贸区（港）高标准改革开放，支持跨境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快速增长，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稳步提升。以互联互通市场为例，2020年沪港通、深港通交易持续活跃，其中南向资金净流入6720亿港元，北上资金净流入2090亿元。截至2021年8月末，境外投资者持有我国债券规模达到3.78万亿元，开启债券“北向通”以来年均增速超过40%。9月24日债券“南向通”正式推出，标志着债券互联互通市场完整闭环构建完成，是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又一重大举措。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冲击下，中国坚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商业银行面对历史性机遇，要支持推进跨境贸易服务和跨境投融资便利化、自由化，联动境内外多层次金融市场，助力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取得新突破，形成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双向开放格局。

　　浦东新一轮金融开放面临的竞争挑战

　　上海离岸金融业务存在相对短板

　　离岸金融市场主要服务于非居民主体的金融需求，成为当今全球金融市场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纽约、伦敦、新加坡、卢森堡以及中国香港等地是目前主要的国际离岸金融中心。近年来，上海先后探索建立了商业银行离岸账户（OAS账户）、自贸区分账核算单元（FT账户）、境外机构境内账户（NRA账户）等离岸和跨境金融创新试点，对于推动本土离岸金融业务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尤其在国际结算业务方面已经具备一定规模。

　　但总体来看，上海在离岸金融业务方面还具有很大提升潜力空间。一是本土离岸金融产品服务供给能力有待加强，上海尚未形成成熟的本土离岸人民币外汇、债券、证券、商品、信贷、保险市场，离岸业务占目前上海金融市场规模不足5%，低于世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20%以上离岸金融业务比重。二是账户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例如，OAS账户在原有政策框架下不能开展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投资者对于FT账户接受度较低，很难形成具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三是国际市场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不足。全球离岸人民币存款在2015年达到2.1万亿元的峰值后逐步回落至1.6万亿～1.8万亿元，市场深度限制了离岸人民币拆借市场（Money Market）发展，境外主体不得不选择外汇掉期交易（FX SWAP）解决流动性问题，离岸人民币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巨大。

　　鉴于目前上海与伦敦、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在离岸金融业务方面的差距，以及全球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旺盛的发展需求，《意见》提出“建设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发展目标，要求浦东打造成为人民币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的重要枢纽，搭建人民币在岸-离岸循环机制，进一步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服务能级。

　　人民币全球定价权面临激烈竞争

　　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目前已经拥有远期、外汇掉期、货币掉期、期权等基础性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工具，基本能够满足市场汇率避险需求，但仍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有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外汇衍生品业务发展不足。以外汇期货为例，20世纪90年代，原上海外汇调剂中心开始试点推行外汇期货，但由于缺乏完善的监管措施，在1996年结束试点。2014年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推出了交叉汇率期货合约仿真交易，包含欧元兑美元（EURUSD）和澳元兑美元（AUDUSD）两个交叉汇率期货品种，至今依旧在仿真交易阶段。

　　相比于尚处起步阶段的境内外汇期货市场，近年来境外交易所离岸人民币期货产品蓬勃发展，目前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美国纳斯达克OMX交易所、巴西交易所、南非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香港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等14家交易所已经陆续推出人民币期货，其中新加坡交易所2020年美元兑离岸人民币（USDCNH）汇率期货交易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6%，约占全球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八成份额，成为影响全球人民币汇价走势的重要力量。近期央行工作论文指出，“8·11汇改”后在岸人民币（CNY）对于离岸人民币（CNH）汇率传导作用大幅提升，但离岸人民币期货和不交割远期（NDF）对于境内外人民币即期价格影响更为显著。在境外离岸人民币衍生品市场竞相发展和人民币全球定价权激烈竞争的背景下，《意见》支持上海浦东开展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工作，是新一轮金融开放进程中推动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提供多元化交易服务和风险对冲工具的重要改革举措。

　　资本项目开放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金融开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高度重视西方国家政策调整、国际资本大进大出、金融危机蔓延冲击等潜在风险。从国际历史经验来看，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债务危机中，美联储为对抗当时高通胀压力开始加息，紧缩的货币政策从1979年一直持续到1982年，使得1982年国际商业贷款利率一度高达21%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而彼时墨西哥外债规模已经高达876亿美元、占GDP的53%，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致使大量资本外流且不断推高债务成本，成为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导火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在国内金融体系尚不够成熟稳健、固定汇率制度缺乏弹性等不利条件下，贸然采取了激进的改革举措，全面开放金融市场、承诺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但很快便在国际资本投机做空下宣布无法守住固定汇率，泰铢当即贬值17%、最终贬值40%，引发市场剧烈动荡、银行遭遇挤兑、资本大量外逃等严重后果。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全球范围的大规模资本流动放大了危机的负面冲击影响，进一步显现了资本项目开放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已经进入攻坚克难的改革深水区，下一步将触及更深度的经济金融体系机制变革，当今国际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大国博弈或将更加激烈，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金融脆弱性加剧，可能加大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和难度。《意见》要求浦东在资本项目开放方面进一步先行先试“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施路径”，以稳慎、务实、致远的工作成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和引领者。

　　商业银行支持浦东引领区高水平金融开放的对策建议

　　加快打造本土离岸金融市场

　　构建一体化业务模式。在上海打造本土离岸金融市场有利于发挥在岸、离岸市场协同优势，拓展人民币金融服务网络，提升在全球人民币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力。商业银行在参与上海离岸金融中心建设中，要进一步优化离岸金融、自贸区、跨境金融等业务框架体系，聚焦离岸客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客户、跨境/境外客户需求场景，改变境内账户、离岸账户、自贸区账户、跨境账户业务流程相互割裂状态，实现企业网银、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渠道和服务的整合升级；发挥协同联动优势，打通政府平台、口岸平台、电商平台，完善全集团境内外一体化营销和服务机制；打造离岸金融业务特色网络，发挥综合金融优势，开展离岸证券、基金等创新业务，做大离岸债券、外汇、信贷市场规模，做好期货市场境外参与者服务推广。

　　把握发展新动能。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成为商业银行参与本土离岸金融市场建设的新主线。2021年7月在上海等地率先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首批纳入碳市场的企业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碳市场。未来商业银行有望在人民币碳金融市场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碳远期、碳期货、碳期权、碳基金、碳债券等多元化金融产品和交易流动性支持，逐步将碳金融从在岸市场延伸至离岸市场，构建面向全球投资者的碳交易体系。数字金融方面，2014年央行启动法定数字人民币研发以来，数字人民币已经在多个大中城市开展试点，场景丰富、兼容性强、安全性强，便于商业银行高效接入，目前数字人民币白名单用户已达1000万户，未来数字人民币应用范围有望进一步扩展，可以凭借浦东先试先行政策优势，借助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进博会、跨境电商等平台，率先开展数字人民币跨境交易等应用试点，为人民币国际化和离岸业务发展注入新动能。

　　积极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服务

　　发挥商业银行做市商职责。做市商（Maker）是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通过在市场上双边报价为其他参与机构提供买卖流动性，对于市场平稳运行和活跃交易起到积极作用，亦是沟通外汇、商品等境内外市场的重要联结枢纽。业务品种方面，商业银行应紧跟金融开放发展前沿，在信用互换（CSD）、外汇掉期（FX SWAP）、货币互换（CCS）等境内外机构投资者有较高套期保值需求的业务品种上加强优质双边报价，尤其是增强长期和超长期业务品种报价能力，构建完善的价格—期限曲线。系统建设方面，坚持科技赋能提升自动报价、电子渠道、交易后处理等系统自动化和无纸化水平，利用人工智能和量化交易，提高做市商对客服务能力。经营模式方面，转变商业银行甲方心态，重视销售团队价值，促进销售团队和交易团队密切合作，主动营销客户，扩大市场影响力。

　　加大产品创新力度。商业银行应根据中央要求，加强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部门合作，形成合力加快人民币外汇期货上市试点，补齐境内人民币汇率风险管理工具短板，依托渠道、客户、系统、团队等专业优势，服务境内外投资者风险管理需求，发挥外汇期货价格发现功能。围绕浦东引领区建设和重大国家战略，主动跟进对接超长期国债期货、航运期货、绿色金融衍生品等业务品种研制工作。

　　夯实基础向制度化开放拓展

　　全面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完善跨境业务风险管理、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是稳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商业银行要落实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继续巩固反洗钱、反逃税、反恐融资等相关政策措施，做好对业务产品的全流程风险管控和运行评估，加大风险压力测试，保持与金融监管部门汇报沟通和系统连接，确保能完整、准确、及时报送相关业务数据。

　　从创新试点到制度建设。为支持浦东引领区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授权上海在浦东新区全域范围内变通适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浦东在金融开放进程中拥有更大立法自主权和制度拓展空间，有利于将目前各类创新试点和政策实践上升到制度层面，推动制度型对外开放。商业银行要密切与金融监管机构、商务部门、各级政府、园区管委会等相关单位交流合作，加强政策研究、把握发展机遇，在积极参与各项创新业务先试先行的基础上，加强从金融创新到制度建设的成果转化，推动基础设施、风险内控、法律合规、会计审计等方面与国际市场先进规则并轨衔接，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和金融治理，打造浦东全球金融要素资源配置的聚集高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交通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

　　责任编辑：刘 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