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北京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御驾亲征辽东高句丽的太宗皇帝李世民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了大战的出发地——幽州城。

　　李世民三次东征高句丽，三次铩羽而归。尤其是贞观十九年的东征，唐军伤亡惨重。为了祭奠阵亡将士，李世民选择在东征的誓师地建庙设坛，赐名“悯忠祠”。这个满怀慈悲的名字隐藏着李世民心态的变化，一代雄才伟略的帝王在反思中走向平和的暮年。

　　四年后，李世民驾崩，没能看到悯忠祠的落成。而悯忠祠屹立千年，发展为今天北京城最古老的寺院“法源寺”。它的诞生，同样隐藏着这座千年古城在关键节点的成长密码：一座威慑异族的边陲军镇华丽转身，变为民族融合、市井繁华的区域中心城市……

　　北京城雏形是唐幽州城

　　侯仁之先生在《北京历史地理》中指出：“（北京）目前可探寻到最早城址的是唐代的幽州城。”这里的幽州城，指的是唐代幽州的治所——蓟。这是侯先生在1949年作出的论断。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西南房山的琉璃河地区考古挖掘了一处商周遗址，其中包含古城址遗存，研究认定是燕国早期的国都。遗址所在地是出自周人的燕国草创君臣初来乍到之时的落脚地。作为周王朝嵌入东北的重要楔子，燕国来到北京大地建国不久便攻灭了东北方向异姓的蓟国，并迁都于蓟城。琉璃河商周遗址在燕国草创时期作为短暂的首都，迅速在岁月中没入乡野的荒草黄沙之中。相比之下，蓟城牢牢占据燕国首都和本地区首府的地位。

　　蓟，“古之燕国都。汉为蓟县，属广阳国。晋置幽州，慕容隽称燕，皆治于此。自晋至隋，幽州刺史皆以蓟为治所。”（《旧唐书·地理志》）从西周直至唐宋，北京政区的治所都在蓟城。其次，蓟城的位置，在今日的北京城核心区。考古发现秦代广阳郡治所蓟城遗址在今广安门一带。因此，琉璃河商周遗址的存在并不能否定蓟城作为北京城雏形的地位。

　　蓟城，便是最初的北京城。

　　侯先生之所以将蓟城称为“幽州城”，肇因于自西汉设置“幽州”后的一千多年，幽州行政区划的核心都是今天的北京地区。幽州是北京使用时间最长的政区名称，其治所始终在蓟。因此，狭义的“幽州城”等同于蓟城。

　　在最初的数千年光阴中，在幽暗神秘的东北丛林门口，在苍茫寒冷的塞外草原南边，那是农耕民族触达区域的北部边缘，孤零零地矗立着幽州城池。它是中原人心目中戎狄杂处的异类、朝廷决策格局中的边疆郡县。当唐王朝豪迈攀登盛世之时，幽州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不仅因为国势蒸蒸日上、为经济繁荣降临北疆奠定了物质基础，更因为它融合宇内、跨越农耕与游牧文明的胸襟与胆魄。唐王朝的眼界和脚步，在东北方向以幽州城为据点，又跨越了幽州城，冲向更广阔的舞台。

　　唐代蓟城在哪里？

　　还原蓟城，首要的问题便是：蓟城具体在哪里，面积有多大？

　　《元和郡县志》载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唐代里数以小程小尺计者居多，1里合今约442.8米。据此计算，幽州城南北长合今3.985千米；东西长约3.099千米，城市面积约为12平方千米。这12平方千米对应今日北京城的哪块区域呢？

　　经过几十年持续地钻研文献、验证出土墓志信息等，我们大致认为蓟城城垣四至为：东垣在今西城区烂缦胡同与法源寺之间的南北一线；北垣在今西城区头发胡同和白云观的东西一线；西垣在西城区会城门村以东，南经小马厂和甘石桥东侧的南北一线，西界今莲花河，莲花河可能是幽州城的西城壕；南垣在西城区白纸坊东、西大街一线。上述地名中，“会城门村”如今已经消逝在城市建设浪潮中。该村大致位置为如今的会城门小区，在莲石路会城门桥北。唐幽州城大体为今日北京西城区的西南部。

　　2014年10月，首都师范大学张天虹老师携带GPS记录仪进行了部分实地考察定位，得出唐幽州城南北长约2.8千米、东西约3.1千米，面积约为8.7平方千米，小于文献记载。

　　和当时的大城池一样，蓟城也由政治职能的子城和居住职能的罗城两部分组成。子城内主要是高级官衙。幽州节度使衙署在子城南端，称南衙；卢龙节度使衙署居北，称北衙。

　　罗城内已知的著名地标，一是东南方向的悯忠祠（法源寺），二是与它西北相望的蓟丘楼（蓟北楼、蓟城西北楼）。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建安王武攸宜北征契丹，初唐才子陈子昂随军参谋。这并不是一份愉快的差事，唐军战事不利，陈子昂积极建言，非但不为采纳，反遭降职为军曹。在体弱多疾、忠义报国和怀才不遇多种情绪的叠加作用下，诗人选择在一个悲凉的日子登上了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泫然流涕而歌。这便是陈子昂的代表作，也是唐代诗歌的璀璨明珠——《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当然了，唐代蓟城的底色并不是苍凉悲怆的，而满目市井烟火气。房山云居寺发现唐代石经题记记载蓟城有工商行业二三十种，其中，米行、肉行在捐经题记中数量较多，可见蓟城人口众多、食品消费旺盛，带动商人经济实力雄厚。

　　蓟城居住了多少人？

　　幽州喧闹的市井之中，有多少先民在分享都市繁华、品味人间烟火？这是还原蓟城的第二大问题。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初幽州户二万一千六百九十八，口十万二千七十九；天宝极盛时期，幽州领县十，户六万七千二百四十二，口十七万一千三百一十二。学者韩光辉参照了长安城坊的面积和人口规模，推测幽州城在唐天宝年间盛时总人口可达15万。高寿仙则估算天宝年间幽州城总人口当在9万左右，两者差距较大。

　　对唐代城市人口规模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空间法，即根据坊市面积和数量来推算城市人口，比如对长安、洛阳等坊市结构明显的城市的人口研究；一种是人群法，建立在对不同人群的分类和各类人群数量估测之上。第二种方法较常使用于藩镇时期的人口研究，因为随着军事功能成为当时城镇的主要职能，可以根据军队规模和供养关系来推测人口规模。具体到幽州城这样坊市结构不明且以军事职能为主的城市而言，人群法或许是更可行的研究方法。

　　首师大张天虹兼顾人群法和蓟城功能分区，并将得出的结果与同时期其他城市的人口数据以及后世北京城市人口的一些数据进行比较，得出唐代藩镇时期（763-907年）蓟城常住人口数量在8万上下，其中军人约2.8万人、民户约9000户，人口密度近9200人/平方千米。这个数值“当在合理范围之内，而且可能是非常保守的估计，如果再考虑流动人口和未能加以估算的奴婢等人群的数量，藩镇统治下的幽州城盛时人口达到甚至超过10万” 。

　　从边地迈向核心

　　8万-10万的人口，超越了天宝盛世的蓟城人口规模，表明即便在割据混战的唐后期幽州城依然保持了人口净增长。这似乎有悖乱世人口下降的常理，所以唐代蓟城的高人口规模必然另有原因。

　　安史之乱和藩镇鏖战，的确造成了河北地区人口伤亡与外流。人口流失又便利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南迁，突厥、契丹、奚等胡族通过归附、参军、谋生等途径填补了幽州等地的人口空缺，中国北方地区形成了波浪式的、良性的人口流动。同时，藩镇节帅也绝非横征暴敛的暴君，出于长治久安考虑，他们通常量力而行乃至招抚流民、鼓励生产。随着节帅人选的本地化，他们与地方利益的联系愈加紧密，对地方治理的重视程度或许并不亚于承平时期的文官士大夫。于是乎，唐后期便出现了幽州城人口稳步增长、蓟城日渐成为区域中心的“反常”局面。

　　幽州在唐朝的稳健崛起，得益于特殊的区位优势。幽燕大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本身便是适合农耕的天府之国——本地出土的众多原始人类遗存便是例证，又是东北、塞外、华北、渤海和山西五大区域交通的汇聚点——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又增强了幽州的优势。前者如雄健的心脏，后者如灵通的血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血脉贲张，人物交融荟萃，幽州的崛起是迟早之事。

　　在唐朝，幽州城进一步成长为帝国东北边疆的区域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中国政治中心东北移的胚胎，萌发于我们探究的唐代蓟城。彼时，城市地位稳固、格局工整，人口即使在割据乱世也持续增长。幽州城的崛起，是唐朝历史脉动的必然结果，又为唐之后的飞跃发展奠基。五代时期，幽州没入契丹，为辽朝京城。辽京基本沿用蓟城旧城，未作改动；金灭辽，以幽州为中都。金中都在蓟城的东南西三个方向有所扩展，大体未动；入元后，北京城第一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该地位延续至今。元朝在蓟城的东北方向另建大都城，明灭元后将大都城南移并于嘉靖年间增建南城。南城包含了唐蓟城的主体部分。清朝沿用南北城，也称内外城，大致略小于今日的东西城二区。

　　唐幽州城从边地走向历史舞台的核心，从政治重心边缘逐渐向中心区转移，成为对中国历史大局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地区。这也是我们还原蓟城后找寻出的历史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