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家胡同，散原先生

　　全秋生，作家，文艺评论家，出版社资深编辑。先后在《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天津文学》等数十家刊物发表文学作品数十万字。有部分作品被《散文海外版》等选刊转载，出版散文随笔集《穿过树林》等。策划责编《锐势力：中国当代作家小说集》《实力榜：中国当代作家长篇小说文库》《锐势力：名家小说集》等套大型纯文学丛书。所责编的文史类、文学类图书多次获奖。

　　常常一个人去附近的胡同小巷溜达。沿赵登禹路北行，一路上有前抄手胡同、苏萝卜胡同、小茶叶胡同、大茶叶胡同，每条胡同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知道的人早已成了历史，不知道的人只能凭路旁的古树去推测见证它们的前世今生。这“胡同”的称谓，原本以为就像南方说的里弄、小巷，有一次和作家朋友聊天，才知道“胡同”一词最早来源于蒙古语“gudum”（水井）。在蒙古语、突厥语、满语中，“水井”一词的发音与“胡同”非常接近，而在历史上，北京人吃水主要依靠水井，因此水井成为居民聚居区的代称，进而成为街道的代称，由此产生了“胡同”一词。

　　比如，屎壳郎胡同，其实这个名字是蒙古语“甜水井”的音译；朝内大街有条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又如，鼓哨胡同（或写作箍筲胡同），指苦水井；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指双井；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指细井；巴儿胡同，指小井；马良胡同或蚂螂胡同，指专供牲畜饮水的井……

　　我的办公地附近就有两条著名的胡同：清末大臣、同治年间状元、官授修撰、后为溥仪师傅的陆润庠居住过的羊肉胡同，鲁迅、张恨水创作井喷时期居住过的砖塔胡同。这两条胡同从元代至今没有改过名称，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平时我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何况是历经千年沧桑的老胡同！置身于老胡同，可感知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有灵气的，一鸟一猫、一犬一蚁都是转世轮回的缘分：它们或许不曾见过唐时轻风宋时雨，但它们一定阅尽大明风光大清月。作为江南小镇出身的一位北漂客，能够与两条历尽千年风雨的老胡同为邻，看来我与胡同的缘分还是可以说道说道的。

　　我曾经对着“前抄手胡同”这块牌子，如丈二和尚一样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知道北京有一些胡同从一个入口进去，左拐右弯的竟然又从离入口不远的地方转了出来，其形状就像一个人的两只手抄起来。老北京幽默地称为抄手胡同，久而久之，名字就流传下来了，其实真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前抄手胡同本身名不见经传，但它背靠千年妙应寺（俗称白塔寺），这默默无闻的小胡同就身价百倍了，不由令路人刮目相看。我曾多次拍摄过白塔寺，知道它是一座始建于辽代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而且是全国三座白塔寺中最古老的一座。当然我知道苏萝卜胡同里一定没有萝卜，茶叶胡同里也一定没有茶叶，但大茶叶胡同里有一幢吕正操将军当年居住过的老宅子却是千真万确的。我想象不出当年将军府上是何等的风光与热闹：或许前呼后拥，将士云集；或许宾客如云，觥筹交错；或许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如今将军后辈已搬走，人去房空，一扇铁栅栏锈迹斑斑，临街屋檐大半倾颓，瓦片漏空，已呈风雨飘摇之态。

　　从大茶叶胡同里出来，往前直行不远左拐就到富国街三号，即传说中的北京市第三中学。校内有一幢老建筑，据说是当年吴三桂的舅舅、明末清初风云人物祖大寿的府邸。说来也巧，我最先知道祖大寿这个名字不是在课本上也不是在报刊上，而是从金庸武侠小说《碧血剑》一书里看到的，知道他是一代名将袁崇焕的得力爱将，武功高强却投降了皇太极。望着墙上祖大寿的介绍，我才知道金庸小说里的许多人物，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不由得想起《红楼梦》里那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名言来。刚一转身，就看到了墙上“北京三中的前身是清雍正二年（1724年）所建的专收八旗子弟的右翼宗学，曹雪芹曾在右翼宗学供职十年，并在此构思了传世名作《红楼梦》”的说明文字，刚想到《红楼梦》里的诗句，居然发现此地就是构思《红楼梦》的地方，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接着往下看，我才知道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一九一三年曾就读于此校，一九五〇年十月学校正式改名为北京市第三中学。

　　沿阜成门内大街往东行走百余步，便是中国历代帝王庙。这是一座规模恢宏博大、气度雍容华贵的建筑，大门对面的九龙照壁至今犹在，整个建筑显赫的地位不亚于故宫，算得上是中国古建筑宝库中的极品。明嘉靖十年（1531年）始建，其原址为保安寺，清雍正七年（1729年）重修，几经调整，最后将祭祀的帝王确定为一百八十八位。乾隆更是推出了“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观点。再往东前行数十步，便是与我的办公室隔街相望的姚家胡同。

　　尽管坐在办公室里抬头可见姚家胡同上空云淡风轻，胡同南口行人匆匆，偶尔停下脚步只为打听南北西东；尽管茶余饭后常常从姚家胡同南口悠闲地经过，与同事朋友谈天说地兴致甚浓，但我真的不知道这条小胡同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义宁公子”陈三立寄居北平的寓所，即陈寅恪故居所在地。

　　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咸丰三年（1853年）农历九月二十一出生于江西九江义宁（今江西修水县）泰乡七都竹塅村。系湖南巡抚陈宝箴长子，清末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清末“维新四公子”之一，诗歌创作上以宋诗为师范，尊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杨万里、陈师道等为师，与维新志士康有为、谭嗣同、杨深秀、吴保初、黄遵宪、范肯堂、陈炽、文廷式、陈衍、梁启超、熊元锷等，因志趣相投，唱和更密。

　　据史料记载，一九三四年散原老人从庐山松门别墅移居北平姚家胡同后，曾度过了一段美好惬意的日子：高朋满座，诗词酬唱，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虽是客居他乡却无寄人篱下之虞。散原老人身为一代宗师，他的儿子又甚是争气。长子衡恪，号师曾，供职于民国时期教育部，与鲁迅既是同事，私交又甚厚，以山水画冠绝中西，画花鸟、花卉，学吴昌硕到了神形毕似的程度，用墨能燥湿浓淡任意挥洒，用笔则厚郁娇丽，生动自然。画兰，超过老师吴昌硕，可与郑板桥、李晴江、石涛等媲美，或独画兰，或兰竹并画，而更多的是兰石相配，用笔婉转圆润、潇洒流利，极能表现兰花迎风摇曳的美姿，显得多而不乱、飘而不弱、挺而不僵，融会众长，别开生面，在近代兰花艺苑中独树一帜；画竹是多面手，无论墨竹、新竹、雨竹、晴竹、风竹，既形肖又韵美，精于着笔濡墨，风晴雨露，变化多端，绝不程式化：或淡石浓叶，或竿淡叶疏而石突出，皆显清逸情趣。他在北平掀起了文人画的热潮，引领画界时尚，牵引、扶持了北漂画家齐白石，成就了北平画坛领袖的盟主气象。无奈天妒英才，四十七岁那年于南京早逝，令中外美术界痛惜不已。三公子寅恪，通晓英、法、日、德、俄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满文等十四种文字，凡史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学、佛教经典，都有精湛的研究，尤其长于史学，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等造诣更深，被史学界尊为一代宗师。寅恪先执教于清华国学院，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后为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曾一度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还兼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理事兼院士、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博学儒雅、学贯中西，课堂上专讲他人之未曾讲授的学问，引来师生共同围观的奇景，人称教授里的教授。有儿如此，堪比孙仲谋。散原老人自当扬眉吐气，快慰平生矣！

　　然世事难料，国贫积弱，引来虎狼之贪；风雨飘摇，尽显河山破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人心惶惶，一片混乱，人们纷纷逃难。寄居在姚家胡同三号的散原老人慷慨陈词：“我决不逃难！”忧心如焚，竟然一病不起。虽在重病，仍关心国事，每日询问战事情况……日军攻占北平之后，知道散原老人在中国的名望，而“欲招致先生，游说百端皆不许。诇者日伺其门，先生怒……因发愤不食，五日死”。弥留之际，散原老人问身边的亲人：“外面传说中国军队在马厂打败日军的捷报，是真的吗？”此情此景，令人扼腕。如此观之，散原老人当属死国难者。对于他的死，一代醇儒张元济先生曾痛悼：“戊戌党人尽矣！怆痛可极！”柳亚子也在日后的诗作中称：“少愧猖狂薄老成，晚惊正气殉严城。”八十几岁的老人，为拒绝日军的“招致”绝食而死，其气节人品，卓然风骨，惊天地、泣鬼神也！

　　有一年，一位陈氏家族研究专家来京开会，说要我带他去姚家胡同三号看看。当我们顺着一条百十米长、宽不足十米的小胡同寻找门牌号三号时，一座不起眼的平房小院子出现在眼前。院子入口门框很低，举手就可以触摸到顶端，进门右拐，顺着一条走廊前行，百度上说此地就是陈寅恪故居，可里面竟然空空荡荡，人影都见不到一个。既然是名人故居，多少也得陈列寅恪先生的一些旧书旧物吧？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既没有旧物陈列，也没有人居住，这处院子是不是太可惜了啊！我心里暗自嘀咕着。不过虽然没人在，房子倒也干净整齐，没有小胡同周边那种颓败破落之感。望着四周素净的墙壁和默默无语的柱梁，我怎么也不敢将其与“陈寅恪故居”这几个字联系起来，原来这就是“教授中的教授”当年从清华北大上完课后回城内居住休息的地方。

　　同样是胡同，如果拿姚家胡同的外表与羊肉胡同相提并论，真的是毫无特色可言，短短不足百米的小巷子，两旁居然连一棵小树也没有，更不要说香气扑鼻的槐花与金碧辉煌的古宅大院，八十多年的春秋风雨，早已把当年散原老人寓居的旧胡同洗成一片苍白，形如枯槁。如果不是胡同口那块“姚家胡同”牌子在风中张扬，我肯定不会向胡同里面张望一眼。可当我知道散原老人八十多年前就在这小屋子里居住过的时候，我眼前顿时一亮，原来胡同简陋与粗鄙的背后竟埋藏着一段远去的辉煌历史。我不禁为自己以貌取胡同的浅薄无知而惭愧。散原老人和寅恪先生的音容笑貌虽然已被雨打风吹去，但他们的傲然风骨与学术品格却牢牢地扎根于册页之中，任凭岁月流逝，沧海桑田，依然闪烁在文字砌成的历史卷宗里，时不时从字里行间跳出来，与我来一场超越时空的对话。二〇〇〇年，在江南千年小镇义宁修水县城里苦苦修炼数十年之久的乡贤刘经富仍是一介寒儒，当他把处女作《陈三立一家与庐山》的潦草手迹交给我时，我震惊了。我第一次知道了家乡竟然还有陈氏五杰这样百年难遇的文化世家，第一次知道了陈家大屋，第一次知道了庐山的松门别墅和“虎守松门”的文坛佳话……图书出版后，得到了寅恪先生弟子季羡林、卞僧慧、周一良、王永兴的一致好评。经季羡林等人联名推荐，作者经富先生被破格调入南昌大学任教，成就了一段江西高校不拘一格录人才的佳话。二〇〇四年，经富先生删繁就简，经过一番耙梳补缺后，以《义宁陈氏一家与庐山》为书名再版发行，我又一次浸浴在陈氏家族博大精深的文字海洋里，获益匪浅。二〇一六年，时隔十几年之后，吴应瑜先生《陈寅恪家族旧事》一书再次由我担纲责编，一门五杰的奇闻趣事又一次吸引了我的目光，让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下来。

　　佛家讲究缘分，我虽没有皈依，但我确实相信缘分一说：人有缘，物也有缘。我是编辑，自然与图书有缘。短短十几年时光，竟然三次与“义宁陈氏”这个文化世家所营造的精美文字迎面相撞，不能不说是一种特别的缘分。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爷爷竟然会与这个声名显赫的文化世家也有一种不解之缘。

　　二〇一七年大年初一大清早，我与几位作家朋友一同驱车前往散原老人的出生地——义宁陈家大屋。说句难为情的话，责编了三部关于义宁陈氏家族的图书却没有到过这个文化世家的发源地，真是有点说不过去，于是乎拍照、感慨，继而发朋友圈，得到了各地朋友的盛情点赞。晚上回家时，我和父亲兴奋地说起一天的经过，然后拿出陈家大屋的照片给父亲看。父亲指着凤竹堂旁边的一扇大门说，他小时候就在里面住过，并告诉我当年爷爷带他去做客的情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父亲曾在陈家大屋所属的桃里公社医院里当院长，这是我知道的，但我不知道父亲其间还去过陈家大屋做客。我震惊了，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情。我望着父亲清瘦的面容，不忍心说出怀疑的话，因为几十年来从未听父亲说过这些事情，我只是慢慢引导父亲说出当年的情况来。

　　原来爷爷全起凤是散原老人堂兄弟陈泽润的亲姨夫。父亲学医，当然不会去研究陈家的相关事情，但父亲却说出了陈泽润的儿子叫陈有恪，陈有恪的女儿叫陈封菊，“三（泽）——恪——封”，这正是义宁陈氏的谱系啊！我确认父亲说的全是事实，我觉得爷爷能与这样的文化世家联姻，自身的文化修养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我甚至猜测爷爷的大名可能就来自王勃《滕王阁序》中“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的“起凤”。事实上爷爷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追忆过爷爷：爷爷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秀才，方圆数十里，大凡嫁女、娶亲、买田卖地都请爷爷亲自到场写文书。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手抄的《金刚经》我小时候亲眼见过。可爷爷一生不得志，到死也没有把胸中才学施展开来，唯有那把铜铸水烟筒抽得叭叭直响时，才能看见爷爷脸上挂着少有的笑容……大年初三，我在经富先生家里说起此事，这位陈氏研究专家大吃一惊，他说陈氏姻亲的情况他了如指掌，但并不知道有我爷爷这门亲戚。说完拿起电话打给陈氏后人，很快一位叫陈钦恪的中年人过来了，一说起我爷爷的名字连连点头。他说与我父亲很熟悉，还去过我老家白鹇坑住过，只是后来世事变迁，我爷爷过世后两家少有往来。至此，事情真相大白了。

　　面对此情此景，经富先生不禁瞠目结舌，为自己的武断连连感叹起来，南宋陆游说的“纸上得来终觉浅”果然是至理名言，看来涉及地方人文历史方面，纸上学问做得再好都不如来一次乡村调查真实可靠。我为父亲的低调为人暗暗叫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陈氏学问在海内外掀起热潮至今四十余年，有一些人，无不以自己能与陈氏家族有关联而沾沾自喜，父亲居然瞒了几十年，从未向外界吐露与陈氏家族的姻亲关系，实在让我敬佩不已。比起平时那些纵横几万里、上下几千年努力攀比勾连名人亲戚的人，父亲瘦弱的形象在我眼里愈加伟岸、高大起来。

　　如今，《陈寅恪家族旧事》一书已经重印上架，我上班的地址也由西四搬迁到了西四环边上的一幢高楼里，但我站在八楼靠东的窗口旁，视线常常会落在阜成门外大街的方向，与姚家胡同擦肩而过。尽管没有高大的槐树替我遮风挡雨，也没有调皮的鸟儿逗引我的目光，我耳边却时时响起散原老人“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和寅恪先生“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沉雄苍凉。在川流不息的行人车辆之中，眼前分明看见散原老人与寅恪先生二位先贤的背影渐行渐远，出没于红尘俗世中，时时催我自新，促我奋勇前行。

　　责任编辑 梁乐欣

　　特邀编辑 张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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