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中国式创新

　　近两年来，全球经济持续遭受疫情所带来的强烈冲击，各国也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创新”作为促进经济复苏和推进社会发展的新动能。世界创新格局，尤其是在科技领域，正呈现从单极化走向多极化的趋势。

　　回顾自改革开放起至今，中国展现了一个后发国家通过技术追赶，实现收入跃升的成功案例。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将于2025年前后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与此同时，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所依赖的要素红利（即资本与劳动力）正不断减弱，政府已经意识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需求，并提出了明确的创新国家建设愿景。

　　在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阮芳看来，生态视角是帮助理解中国创新体系过去40年发展历程的重要切入点。

　　创新并非线性模型，而是企业、政府和学术界等参与者大量互动作用的结果，创新主体间是否有紧密联系，能否形成高效动态反馈，成为真正决定创新质量的关键所在。

　　在 BCG 近期推出的《解码中国创新》报告一文中，最值得读者关注的三个关键词是什么?

　　从中国创新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去看，第一个关键词，是“创新生态”。在早期，中国的创新体系仅聚焦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与配套机制设计，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中国融入国际市场，企业等创新主体逐步进入创新体系，而中国政府也逐渐从主导向使能角色转换，不断授权给以企业为代表的创新主体，根据市场需求决定创新方向。

　　第二，是“弯道超车”。中国创新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展现了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普遍规律，这一规律的重要特点是沿着创新链条逆向上行，即：从工艺创新（引进设备生产产品）到开发新产品（找到技术秘密），继而从应用技术研究到基础研究。中国呈现出工业化与数字化并行发展的特点，意味着中国创新的破坏成本较低，有机会在数字化进程中采用“蛙跳模式”，赶超发达国家。

　　第三，是“前沿创新”。未来拥有更多前沿创新和核心科技的国家和企业，将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整体来看，中国创新正在从“引进跟随”向“自主创新”转型。近年来，中国愈发意识到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的重要性，在未来会进一步加大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

　　当下，世界创新格局和体系正发生着怎样微妙的变化？

　　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的研发投入进入到一个加速阶段，远比在90年代之前的总和要多。2000年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占比迅速上升，发达国家投入比例在下降。我们认为，中国将在全球创新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从另一角度分析，未来创新的门槛将会越来越高。在技术突破层面，未来前沿技术的商业化与产业化将是最大的价值创造源泉；而应用转化层面上，专业化程度高、产业链复杂的垂直领域创新则需要更多耐心和策略；最后，商业模式层面，未来具备规模化输出创新能力的组织和能够高效激发、整合创新资源的生态将获得优势。

　　中国式创新中有哪些发展趋势和特点值得探讨？

　　有以下三个趋势值得重视：

　　首先，就是“普惠”。中国内部不同区域间的发展不均匀、不平衡的现象较为明显，在欠发达地区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未来在医疗、健康、养老、消费升级、公共服务、教育等行业有极大的想象空间。

　　其次，是“自主”。新冠疫情常态化与逆全球化趋势，促使中国提高产业链环节本土化布局比例，以避免在关键技术上被“卡脖子”。

　　再次，则是“前沿”。“追赶者”身份不足以驱动长期增长，中国需加强高精尖技术创新水平，寻找新科技革命突破口，创造长期价值，做大增长蛋糕。

　　怎样的创新规划能够帮助企业解除“卡脖子”的技术之困？

　　若能认真研究与创新相关的几大成功要素，将会对企业进行创新规划起到重要借鉴意义。 特别是，借力外部资源以提高创新效率，企业应积极融入外部创新生态，引入外部创新能力为己所用 ；同时， 企业应跳出“追赶者”思维，另辟蹊径，捕捉市场痛点与创新方案的结合点，获得快速发展。

　　若想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占有更多的先发优势，则对我国创新系统的进化方式提出了哪些更高要求？

　　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是数字经济的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未来要想进一步在数字经济领域有大的发展，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研发强度，尤其是在前沿领域的研发。政府可以通过不断授权放权创新主体，给予创新主体更多的激励。资本市场也在逐渐完善当中，通过科创板等方式，用资本为尖端创新提供资源支持。

　　其次，中国数字经济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待提高。未来或许需要国家层面去和国际市场进行对接，找到兼顾国内数据安全和国际通用规则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例如，未来和欧洲，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国家，日韩等达成一些双边的弹性的协议，促进数据的跨境流动，减少企业国际化道路上的障碍。 再次，数字经济制度架构还有待完善。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利用，适应中外企业对于创新市场环境的需求；另一方面，在兼顾规范与发展的前提下，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监管，并逐步提升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让自下而上创新成为主要的创新发展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