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敏：推进共同富裕要有多维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上都取得巨大成就，但收入差距存在加大趋势。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如何正确理解共同富裕？如何进一步推进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能发挥哪些作用？

　　近日，《瞭望东方周刊》就共同富裕话题专访了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他认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推进共同富裕恰当其时

　　《瞭望东方周刊》：就当下国情而言，推动共同富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汤敏：经济学里衡量收入差距大小的参考指标叫“基尼系数”，数值越高意味着收入差距越大。近年来，房价上涨等因素造成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些现实情况让我们看到了推动共同富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瞭望东方周刊》：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应如何推动共同富裕？

　　汤敏：中央提出要用三次分配的方式。初次分配指按照市场效率进行的分配，比如工资、利润等；再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调节来进行的；第三次分配就是通过个人捐献等非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

　　我国三次分配的情况如何呢？

　　有学者做了估算，目前我国的初次分配情况是，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各自的占比从2009年的72.1%比2.5%，变成现在的55.7%比8.7%，劳动性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这说明，初次分配过程中其他领域增长得非常快，而劳动性分配的比例越来越低。

　　该如何改善初次分配？首先，初次分配要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追求效率。国内的现实情况是，垄断型行业的工资较高，而农民工、合同工的收入存在被歧视的现象，劳动力的流动仍有一定障碍。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在提高最低工资保障和形成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上下功夫。

　　眼下，我们正处于一个能改善初次分配的发展阶段。从国际经验看，改善收入分配往往是在劳动力开始短缺以后进行的。我国应该因势利导，让收入分配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这既是政策导向的需要，也是市场发展的必然。

　　再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等把钱收上来，通过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养老、地区转移支付等途径进行第二次分配，再分配在各个国家都在调节收入差距上起到很大作用。

　　比如，德国在再分配前的基尼系数是0.51，经过政府再分配调节之后就变成0.29。我国的税收结构中直接税占比较少，间接税较多，而发达国家则以直接税为主。所以再分配改革要突出配套税制的改革，同时加强转移支付，逐步形成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此外，要增加一些财产性税收，如房地产税等。

　　第三次分配，就是个人和企业出于自愿，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主要内容是慈善捐赠，形式可以呈现出社会所需的多样化，但最终结果是通过收入阶层中的富裕人群资金流向相对贫困人群而实现社会收入转移，以此来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补充。

　　第三次分配有很大潜力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第三次分配现状表现出怎样的特点？

　　汤敏：最近在社会上的很多讨论中把共同富裕的希望寄托在第三次分配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2020年我国的慈善捐赠为2300亿元左右，只相当于当前100万亿元的年度GDP的0.23%。相对第一、第二次分配所占GDP99.77%的规模来说，第三次分配是一个很小的规模。即使是在慈善捐赠比较发达的美国，捐赠也仅为GDP的2.2%，相对于一次和二次分配来说也仍然是小头。所以第三次分配在任何一个国家对收入分配都只能起到补充作用和缓解作用，而不是主导作用。对于我国而言，群众还没有完全形成捐助的习惯，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更小。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第三次分配仍有很大的发挥潜力，那就是精神富裕。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以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不仅仅要着力于收入和财产分配，更重要的是要从社会服务、社会环境、自然生态和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等多维视角来发挥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理解多维视角？

　　汤敏：什么叫多维视角？例如扶贫，很容易想到是因为收入不高才贫困。但实际上我们的脱贫标准是按照“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这一多维目标去实现的。

　　“一达标”指收入要达到起码的标准，目前很多省份就是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000元左右为标准的。“两不愁”是不愁吃不愁穿，不会挨饿受冻。“三保障”是保障孩子得到好的义务教育，保障群众生病了能得到基本医疗服务，保障住房安全。这就是所谓的多维视角扶贫。中国在“两不愁、三保障”上投入的精力和资金不亚于在“一达标”上的投入。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老百姓的需求是多维的。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落脚点。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从何而来？包括收入、财产、公共服务、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五大因素。以金钱衡量的收入和财产固然重要，但人还需要享受教育、卫生、养老等公共服务，还要有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和健康的自然生态，否则有再多钱也不会幸福。因此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社会多维度的均等发展和公平分配。在这些方面，要把社会资源分配得更公平一些，在老百姓特别关心的问题上，可以做得更早一些、更快一些、更多一些。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鼓励高收入人群更多地参与慈善捐赠？

　　汤敏：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企业家和社会个人进行捐助。目前我们在税收上已经有了一些免税政策，还有一个税收工具或许能起到很大作用，就是遗产税。一旦开征遗产税，很多人的捐赠意愿会更强一些。此外还有精神奖励方面的政策，很多企业家做捐赠并不是为了减税，更多的是要得到社会的承认。有时冠名权对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能起很大作用，我们可以在这些方面加大政策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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