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品行与价值

　　一个人是不是个好人，不能由他的身份说了算。一个好人是不是个有用的人，亦不能由他的品行来决定。复杂的动物总是有多面的外表，一个受人捧敬的乡绅背后却做着害人的勾当，一个一心为民的清官忙碌半生却没有为百姓带来多大好处。是人力有限还是造化弄人，这隐蔽的矛盾有无正解，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因为这矛盾看似微末，只关乎一个人的盛衰荣辱，但家国向来一体，若人人都不得其法，只怕危险就要来临。

　　先说身份与好人的关系，人们通常喜欢在两者之间画一个等号。因为古今中外，向来是有能力的“身份人”统领着大多数普通人，普通人因此对上层充满着敬畏，一代传至一代，如基因一般刻在了骨子里。但随着国家太平，安定富庶，有些人身上的戒律随着手中的权力逐渐消解，化为了肆意妄为的利器。

　　观今宜鉴古，《儒林外史》有一严贡生，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乡绅，受人尊敬。但与他扯上关系的人，想让他就地消失都不为过。其中有件事，严贡生家刚过下的一只小猪错跑到了隔壁王小二家，他以八钱银子逼着卖给了王小二。那猪长至一百斤的时候不小心又跑回了严贡生家，他让人把猪圈起来，等王小二来寻时，就说那猪本来是他的，想带回去，得按现在的市值拿出几辆银子来。王小二自然不肯，他便叫几个儿子将王小二打了个臭死。

　　且不说这是个饱读诗书的国子监贡生，就是寻常普通人也不至于做出这种近似抢劫的强盗行径，但严贡生做起来却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因为读书人的身份给他脸上贴了一层厚厚的白粉，遮掉了他脸上的丑态，他便心安理得地以为什么都没有发生，于是故技重施，屡试不爽。

　　是以身份、地位与品行是不挂钩的，还有可能成为恶劣行径的遮掩。而严贡生只是一个缩影，这样的人，现实中只多不少。

　　再说人的价值与品行的关系，相比前者，似乎更加微妙。因为前者经过批评家的多次警示，人们开始变得警觉。但后者却常常容易被忽略，一个坏人怎么可能做好事呢？一个做了好事的人，那么他的品行一定没问题。但，是这样吗？

　　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舍身谋国，锐意改革，一手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但也有人说他贪赃枉法、骄奢淫逸、私德有亏。到底哪个是他？张居正回乡葬父，戚继光从军中精心挑选了48位火枪手和弓箭手做亲兵卫队，乘坐一顶32个轿夫才能抬起的超奢华大轿，轿内精美绝伦，物件、侍从一应俱全，极度奢靡。

　　千夫所指，万人唾骂，但也是张居正大行改革，将洪武之后一直延续的顽疾挖了出来。在全国清丈土地，将豪强隐占的土地还给了百姓；推行一条鞭法，极大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国家的税收因此得到大大的增加，经济运行进入良性状态。这不是一个只会喊口号的人能做的事，是真刀真枪冒着得罪全天下乡绅官吏的风险从尸山血海中杀出一条血路。

　　从品行来讲，张居正或许不能算好，但他做的事却是十个品行极佳、万人称颂的海瑞都做不了的。因而，品行也与一个人的价值挂不上直接关系。那什么样的人才算个好人呢？如严贡生那样做表面文章的人显然做不得，张居正虽有瑕疵，但做不成完人，倒不如像他那样做些实事。

　　如若更进一步，像《大学·中庸》里讲的，“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正心，便是通往更高境界的那座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