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娃之路

　　在和睦家京北妇儿医院，患者那一双双对怀孕期待又焦虑的眼神，总是在妇科主任王蕊脑海里频频闪现——

　　病例1：27岁，月经不规律，有外院治疗史，一次人流史，BMI27.6，给予生活方式调整，要求减重，然后进行促排卵。

　　病例2：29岁，月经规律，外院治疗失败，无妊娠史，超声检查发现宫腔多发息肉，行宫腔镜息肉摘除术后3月妊娠。病

　　例3：38岁，月经稀发，输卵管造影正常，促甲状腺素偏高，考虑多囊卵巢综合征。给予生活方式调整，服用优甲乐降低促甲状腺素，二甲双胍改善胰岛素抵抗，口服避孕药3月降低雄激素水平，继而给予促排卵，超声卵泡监测后妊娠。……

　　孕育新生命不是小事，更不是容易事，生殖门诊内外的场景经常是几人欢喜几人愁。而不同类型病人“求娃”的不同经历，也给“保存生育力”这个社会热点话题提供了多角度的案例与思索。

　　忙碌“流水线”

　　如今已育有两女的梁女士曾辗转了多家医院。“结婚第三年想要孩子，试了一年没有怀上，于是我们到一所在生殖方面知名的三甲医院治疗，医生发现我的输卵管有一侧‘通而不畅’，说还是有自然怀孕的概率，让我们在排卵期同房，但试了许久自然怀孕不行，后续发现我先生精子也不太行，然后做子宫内人工授精，就是男方排出精子后，医生筛选出质量好的精子通过针管注射到宫腔里，两次子宫内人工授精后，我仍然没有怀孕。这时我们已经十分着急了，压力很大。”梁女士讲述她的经历。

　　四处打听之后，换了一家大医院准备做试管婴儿。“医生建议我们抓紧做，因为我当时30岁，年纪再大更难做。于是我们走上了试管流程，打促排卵的针、取卵、培养皿里培养受精卵、体外受精，从8个受精卵里挑了两个最好的放到子宫内，然而等待14天，受精卵没有着床。”

　　于是医生在剩下的6个受精卵里进行囊胚培养，又“养”出了两个较好的，尝试第二次体外受精，结局依然失败。于是他们再次放弃了这家医院。梁女士对于这次治疗的体验也不太好，“医院流水线作业，没有一个医生对我的情况是完全了解的，每次去医院因为排卵周期的原因都会遇到不同医生。”做试管婴儿失败，让她一度情绪低落，经常忍不住哭泣。但夫妻俩还是没有放弃希望，收拾心情，继续求医。

　　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向梁女士推荐了市里另一所医院。这家医院为她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总体方案，首先降低她的激素水平，之后打针使她处于休眠状态的激素水平得到激发，一个月之后又去促排卵，这次只做了一次试管婴儿就成功怀上了。

　　同样也在多家大医院做过多次不孕不育治疗的陈女士说：“大医院妇产科里病人太多，医生真的忙不过来。我和很多患者都学会了自己看报告。我们有一个患者微信群，大家都会在检查完之后把报告在群里晒一下，一起来分析原因。每次看医生，我也会充分利用那宝贵的几分钟，跟医生讲清我状况‘前情’，以免治疗时有信息遗漏。”为了怀上孩子，她说自己已经实现了“久病成医”。

　　多位医疗从业者告诉本刊记者，目前生殖中心数量及从业医生数量与患者数量是不匹配的，因此在诊疗过程中出现流水线式的操作在所难免。一个医生一上午甚至会接诊超过30个患者，想要对每个人进行深入沟通并给出富有个性的治疗方案确实不易。

　　此前在地方两会中，有政协委员建议适度增加辅助生殖中心牌照，应对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供给不足的现状。

　　目前，陕西、上海、河北、河南、天津、四川、安徽等多个省市已发布地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2021-2025年）”，各地已规划新增一批辅助生殖机构。至2025年期间，安徽省规划新增10所辅助生殖机构；陕西省规划新增10所；山西省规划新增4所；四川省将新增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机构20家。

　　年龄影响巨大

　　39岁的北京白领美芸（化名）从35岁开始要孩子，因体检未发现疾病，就没想过要去看生殖门诊，一直尝试自然受孕，如今想做辅助生殖，却被医生告知“卵巢质量已经不太行”。

　　45岁的李英（化名）同样由于认知偏差陷入尴尬境地。“我在网上看到50多岁的女明星还能生子，一直觉得不着急。”今年她去北医三院检查并准备做试管婴儿时，才知道女性卵巢功能随着年龄会断崖式下降，45岁以上要取出健康卵子的成功率很低。

　　来自大龄夫妇，尤其是女性的“忧虑”“后悔”几乎是生殖门诊里最常见的情绪。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女性生殖科副主任孙梅在其论文《影响生育力的因素及高龄生育的策略》中提到，“目前的医疗发展水平尚无法改变年龄与遗传因素对生育力的影响”。

　　全国首批获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之一的海南省生殖医学中心主任、海南医学院副院长黄元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接手的病例中，希望生二孩三孩的夫妻基本都接近40岁，生育问题比较严峻。”

　　和睦家京北妇儿医院妇科内分泌医生、主任医师张莉嘉则告诉记者：“高龄患者在所有患者中占了多数。”

　　高龄对女性生育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卵子质和量的下降及子宫内膜容受性下降。对于一位从北京前来治疗的高龄女士，山西白求恩医院妇产科主任章汉旺印象深刻。当时这位不孕患者曾在医院里做过三次试管婴儿，都无果而终。“年龄大了卵巢功能下降，为了给她取卵，我给她调理了近一年的时间，最后终于取卵成功了。”

　　辅助生殖需求强烈

　　“根据湖北襄阳、河北廊坊、山东聊城两万份摸底调研报告显示，80%以上患者存在做试管不成带来的心理压力和资金压力。”中国优生优育协会理事、北京联慈健康扶贫基金会执行理事长薛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是他们在做辅助生殖的公益项目时发现的状况。据悉，半数以上的不孕不育患者需要两次以上治疗，动辄数万元的治疗费用，对于收入较低的家庭造成很大负担。

　　“在我们的项目实施中，有一位来自河北大城县的女士，多年未孕，报名参加了联慈基金会的‘孕前关爱公益项目’，然而在体检中被查出早期乳腺癌，医生建议先治疗乳腺癌再生殖。但该女士要求立即进入列队做试管婴儿，医生告知手术前必须注射激素，激素会加速癌细胞扩散。但她还是坚定不移地要做辅助生殖。她说治疗乳腺癌也不一定能治好，治好了也一定会花很多钱，身体恢复期间不能做试管婴儿，那么至少耽误两三年，这是她不能接受的。”薛斌说。

　　除北京联慈健康扶贫基金会之外，广州、郑州、上海等地的慈善机构也开展了针对不孕不育的公益项目。例如，郑州慈善总会的慈善送子公益基金“快孕直通车慈善中原行”项目针对不孕不育家庭、失独再生育家庭、二胎生育障碍家庭等生育困难群体，实施了精准医疗扶贫救助，开创了对不孕不育家庭援助的新模式。

　　需要更多时间、经历、金钱付出的辅助生殖，是当下应对不孕不育的“最后”手段。事实上，根据国家卫健委编写的《不孕不育防治健康教育核心信息》，通过生活方式调整、中西医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心理疏导等综合手段，就可以使许多患者获得妊娠。

　　王蕊也认为，不孕不育治疗中的前期宣教非常重要，比如患者被诊断出子宫内膜异位症或其他问题，就应提醒患者后续保存生育力方面要尽早做哪些特殊准备。所谓“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通过各类公益的健康生育宣教，让更多群众了解健康生育理念，尽早筛查发现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能帮助许多患者在“求娃”道路上避免时间、精力和财力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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