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中的大、小昭寺

　　敦煌莫高窟石窟的开凿，据碑记记载始于366年，在经历了四百多年后的787年，强大起来的吐蕃占领了这一佛教圣地，吐蕃统治者也笃信佛教，随着吐蕃的占领，也为唐代本就辉煌的壁画艺术带来新的画风与形象。

　　唐代是吐蕃最强盛的时期，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全境，建立了吐蕃王朝，并与相邻的尼泊尔和中原唐王朝联姻。受印度佛教影响，尼泊尔和中原唐王朝都信奉佛教，当松赞干布迎娶尼、汉两位公主时，两位公主各自都带去了佛祖释迦牟尼不同年岁的等身像，为安置这两尊佛像，由尼泊尔的赤尊公主主持，选用尼泊尔工匠修建了大昭寺，“殿堂之门，皆令向于西方尼婆罗地”。由文成公主主持，使用汉地工匠修建了小昭寺，“庙门皆向于东方焉”。可以想见，当时这两座寺院的建筑风格都带有各自的文化特点。时光荏苒，千年后的大、小昭寺早已失去原来的样貌，可在远离拉萨的敦煌壁画里却可以窥探到一点踪影。

　　大昭寺有趣的弯柱子

　　大昭寺是尼泊尔赤尊公主携尼泊尔工匠所修，必定带有尼泊尔风格，而众所周知的常识是木构建筑的柱子都是直立的，但在吐蕃时期开凿的第231、361窟却出现了弓形的柱子，似乎很不符合木材的物理性能。弓形的柱子很神奇，也不见有存世的古建筑，它们是否真的存在过？现在在广袤的藏民族地区还存在吗？对于这一疑问，萧默博士在其《敦煌建筑研究》一书中写道：“中唐以后壁画木塔还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形式，其特点是大量地使用曲线，有的竟到了毫无机制的程度，我推测这可能与某种宗教意识有关……尤其是弯柱的做法，显然不合于材料和结构的本性，绝非技术物质因素的自然表露，从技术观点来看，它们是不合逻辑、矫揉造作的作品，但从建筑的意识形态这一角度看来，它却很能符合当时佛教的一支——密宗对建筑的要求。”对于壁画中这一独特的建筑形式，存疑很久，终于在西藏流传下来的文献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据《西藏王统记》记载两位公主的寺庙修建完竣，举行迎神开光的仪式上，对大昭寺的赞美词中有：“上下两层诸木柱，绝妙如同金刚橛。柱弓梁柁如塔层，工巧变化绝其伦。”在第361窟北壁西侧的药师经变画中，中间本应是一座佛殿，这里却用一座二层塔替代了佛殿，该塔“上下两层诸木柱”的柱上部，都呈向内弯曲的弓形，使塔成为覆钵塔形式，正巧合了“柱弓梁柁如塔层”之句。在第231窟也出现弯柱子形象。由此可以想见，最早的大昭寺建筑就是一座以弯柱子形式的两层覆钵塔为中心的佛寺。

　　在吐蕃壁画出现的弯柱子形象之后的晚唐、五代、宋、西夏，约有四百年之久，都有这种弯柱子，在莫高窟旁边的姊妹窟榆林窟里也有出现，同时还保存有纸本图样在莫高窟藏经洞里，后被西方所谓的探险家斯坦因（实则是文化强盗）于20世纪初带出中国，现在收藏在印度国家博物馆。对于这种延续了几百年的独特形式，又没有存世的实物留存，所以人们还是有一定猜测的。《旧唐书·西戎》记载：“泥婆罗国，在吐蕃西。……其器皆铜，……以板为屋，壁皆雕画。……宫中有七层之楼，覆以铜瓦，栏槛楹栿皆饰珠宝。楼之四角，各悬铜槽，下有金龙，激水上楼，注于槽中，从龙口而出，状若飞泉。”以《旧唐书·西戎》记载尼泊尔屋顶覆铜瓦，悬铜铃，那么是否也可以用铜铸制做成弓形柱？现在留存于世的铜铸建筑也还是有一些铜塔，最著名的是武当山太和宫的铜铸鎏金大殿，始建于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萧默博士也说道：“正如壁画里的三头六臂可以塑造成立体的造像一样，壁画里的这些变体建筑也有可能实际予以建造。……也许随着密宗在中原较快地由盛入衰，密宗建筑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声势，但是可以相信，这种塔确实曾被建造过，只是木构不经久，没有保存下来而已。”如前所说，如果是用铜铸制作的铜塔，那么随着密宗在中原较快地由盛入衰，铜塔的金属性质就会很快被改作它用，这样的塔也就只有被保存在壁画里了。为了更好地证实这样的弯柱子建筑在西藏存在过，通过考古发掘资料，竟然在札达县达巴遗址出土的14世纪的佛殿遗址壁画里，找到一个相似的建筑，建筑两边的柱子是直角三拐的曲形柱，这样的柱子更加不符合用木材建造。

　　小昭寺的琉璃瓦

　　敦煌壁画的建筑图像，于屋顶上使用色彩斑斓的琉璃瓦形式表现，是从吐蕃壁画开始，可能这种形式在中原早已使用，但如今不见有实物保存下来。而在《西藏王统计》记载的小昭寺的藏语名为“甲达绕木齐”，译者对“甲达”有两种解释，有作“虎纹”理解的，是说寺院屋顶作斑斓如虎的原故。有作“汉建”理解的，谓此寺最初是由文成公主招来汉族工匠修建的原故。对比壁画，作“虎纹”理解，则可以在第158、237、361窟等看到色彩斑斓的彩色屋顶，黑、黄、白、绿横条状的色彩形象犹如虎纹。而作为“汉建”理解，则说明由文成公主带去的中原工匠用他们熟悉的，在中原早已出现的多彩琉璃瓦屋顶形式装饰了小昭寺。由于保存至今的中原大地上的古建筑，屋顶的瓦面及其相应的屋脊等构件连宋代的都没有保留下来，更不要说唐代屋面的保留了，敦煌石窟里保存吐蕃时期的壁画形象，通过与吐蕃文献的相互印证，更是看到中原唐代屋顶的琉璃瓦布局，可见文成公主时期的小昭寺屋顶，斑斓如虎的色彩给当时的藏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吐蕃建筑画的工匠推测

　　吐蕃时期出现弯柱子的石窟是第231、361窟，这两窟的开凿时间正是吐蕃统治敦煌后期。其中第231窟是有着明确纪年的，建成于公元839年。据赵晓星博士的研究认为“莫高窟第361窟建于吐蕃统治敦煌后期，以密教思想统摄全窟，是中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洞窟之一”。所以正如萧默博士所说，二层弯柱子的覆钵塔形象“却很能符合当时佛教的一支—— 密宗对建筑的要求”。这两窟的开凿者都是敦煌当地的世家大族，在吐蕃统治下为官，开凿石窟为依附统治者，在石窟壁画里出现很多吐蕃元素的建筑形式，那么它们的工匠是哪里来的？根据研究，在吐蕃统治下的敦煌，有很多吐蕃的统治者及其吐蕃僧人，他们必将带来一些随从，因而也将吐蕃地建筑文化永远的留在了敦煌石窟里。现在在广大的藏民族聚集区保留的吐蕃时期的建筑构件寥若晨星，而在敦煌石窟里留下的图像又与现存的藏民族建筑有很多差异，使得吐蕃时期的建筑像谜一样地吸引着人们不断地去研究、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