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手的蜀纸与蜀刻本

　　是否使用文字是判断人类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尺之一。古人曾将文字“书于竹帛，镂于金石”，但直到纸张出现，人们才有了更丰富的记录方式以及更便捷的传播形式。而印刷术的问世，则将书写的历史又推进了一步，让文字及其所蕴含的精神能够被大规模地传播。历史上在成都以及巴蜀其他地区生产的蜀纸、蜀刻本十分受欢迎，是文人墨客争相购买甚至作诗赞颂的产品。它们有何特别，又为什么会如此抢手呢？

　　种类繁多

　　纸被发明以后，成都的工匠们看准时机，迅速利用城市资源发展造纸业。温和的气候、充足的水源以及盛产蜀麻的特点，都为这个新兴产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成都曾一跃成为当时位居全国前列的造纸中心，质地精良的蜀纸也成了风行全国的抢手货。

　　成都所产的纸张种类繁多。其中“益州麻纸”便是朝廷专用的贡纸，除了书籍所用，还用来抄录皇帝诏令、官府文书等，被形容为“滑如春冰密如茧”，足见其质量之高。仅唐玄宗开元年间，每月光掌管图书典藏、修撰工作的集贤院就要消耗“蜀郡纸五千番（张）”，可见其需求量之巨。

　　除此之外，成都的皮纸也非常有名。皮纸是以树皮为原料制成的纸，最为著名的是用芙蓉树皮所制的“薛涛笺”。

　　这是一种彩色纸，相传为唐代成都著名女诗人薛涛所发明，笺色深红，精美雅致，深受文人喜爱。

　　蜀人在造纸技术上的不断精进，为后来雕版印刷业在成都的兴盛铺就了道路。

　　催生雕版印刷

　　商业繁荣、文化兴盛、造纸业发达，这三方面因素共同催生了雕版印刷这一新兴的行业。成都很快就成了全国最主要的印刷中心之一。

　　我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就出土于成都望江楼唐墓中，而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则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明确刊印日期的雕版印刷品。其中有多处注明“西川印本”“西川过家真印本”，说明它是地道的蜀刻本。

　　雕版印刷在成都的兴盛与隋唐时期巴蜀文化的兴盛关系密切。唐代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也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高峰期。特别是中唐以后，北方战乱，而蜀地则相对安定，大批文人相继入蜀避乱。很多文人希望把自己的作品刻印成书籍广为流传，从而促进了蜀地雕版印刷业的发展。

　　成都所刊印的蜀刻本不仅广泛流传于国内，甚至远销海外。865年，日本入唐高僧宗睿回日本时携带的图书中，就有西川印子所印刷的《唐韵》和《玉篇》。

　　到了宋代，官方更组织镌刻了《宋开宝刊蜀本大藏经》（简称《开宝藏》）。这是我国刊印的第一部佛经总集，由宋太祖赵匡胤专门派遣官员到成都督造雕刻。这项刻印活动是出版史上空前的大事，历时12年，共刻版13万块，达4860万字。印出来的《开宝藏》堪称巨著，还被皇家当作国礼送给高丽、日本、西夏等。宋时蜀刻甲天下

　　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各地学子买书的需求大增，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大力发展雕版印刷业。

　　当时，成都、杭州、开封、建阳（今属福建省南平市）都是国家印刷中心，所出刻本不仅版式精致、字体优美、墨色纯净，而且校勘严格，错漏极少。蜀刻本更是独领风骚，版面开阔疏朗、字体遒劲厚重、印纸洁白坚韧，获得了“宋时蜀刻甲天下”的美誉，一度成为与蜀锦齐名的名优特产，销往全国各地。

　　成都的印刷业又有官刻、家刻、坊刻之分。

　　官刻就是由官府组织人力来刻印书籍，代表着成都印刷业的最高水平。

　　家刻则指私人自行刻印书籍。家刻的作品往往校订细致，质量也很高。那会儿，蜀地的藏书家动辄藏书上万册，他们有的期待以此教育自家子弟，求取功名，有的修筑藏书楼，像公共图书馆一般，起到了教化乡民的作用。

　　坊刻是指由书商、书坊刻印书籍，以营利为目的，所以刻印的多是实用类书籍。现在有实物可考的书坊有“成都府樊赏家”“龙池坊卞家”“西川过家”等，那些赫赫有名的出版商看来非常有版权意识，他们都很有远见地把自家的名字早早地刻写在了世界出版史上。

　　蜀纸和蜀刻本为千年前的中国人开阔了视野，从中汩汩流出的文化营养，至今仍然浸润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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