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的最大失败就在于，把最有趣味的读书变成最乏味的读书。同学们进入大学后就应从中学那种压抑的、苦不堪言的读书中解放出来，真正为趣味而读书，起码不要再为考试去读书。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读书是为什么？
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有一次正讲得得意洋洋、满头大汗，一位女同学站起来发问：“金先生，你的逻辑学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搞逻辑学？”“为了好玩！”金先生答道，在座的同学们都觉得非常新鲜。其实“好玩”两个字，是道出了一切读书、一切研究的真谛的。
还有一个问题：读什么书？读书的范围，这对同学们来说可能是更现实的、更具体的问题。鲁迅先生在这方面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年青人大可看本分以外的书，也就是课外的书。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的研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对于别人、别的事情可以有更深切的理解。
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知识分子说：“这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所谓巨人都是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那时候的巨人像达·芬奇这些人，不仅是会四五种外语，而且在几个专业上都同时发出灿烂的光辉。在“五四”时期也是这样，“五四”开创的新文化的重要传统就是文理交融。我们中国的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自然科学家，他们都是在两个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著名人类学者裴文中写的小说，曾受到鲁迅的赞扬，还选入了他所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植物学家蔡希陶当年就是一边在云南采集植物标本，一面写有浓郁的边地风情的小说；北大物理系教授丁西林，他的一生，在物理学和戏剧创作两个领域都取得杰出的成就；老一辈的自然科学家、医生、工程师，都有很高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和西方古典音乐的修养，他们有的在业余时间写的诗词、散文，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后来，由于文、理、工、医、农合校，大学体制的改变，专业划分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使得学生知识越来越单一。如果眼光完全局限在专业范围内，发展到极端，就会把专业的、技术的世界，看作是世界的全部，只知专业而不知其他，这就把自我的天地压缩在极小的空间，最终导致精神的平庸化与冷漠化，实际上也是将自己工具化了。
看到了这样的可能出现的危险，同学们在初进大学，设定自己的目标时，就应该给自己提出双重任务：既要进入专业，又要走出来，看到专业之外的广大世界，做一个健全发展的自由的“人”。
（王世全摘自中国长安出版社《致青年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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