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河流的互动

　　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人类与河流产生不同形式或程度的互动，自然会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程度地塑造文明形态。在人类早期和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掌握全面的、准确的地理信息，对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不可能完全出于自觉的、自主的、理性的选择。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事先规划好的、完全有意识发展的结果。因此，人类与河流的互动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

　　五六千年前，中国正经历一个气候温暖的阶段，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年平均气温估计比今天要高2~3 摄氏度，气候温暖，降水量充足。加上原始植被未受到破坏，土壤保持着长期积累下来的肥力。黄土高原上水土流失轻微，自然堆积形成的大原保持完好。而长江流域气温偏高，降水量大，沼泽湿地普遍，地面积水过多，形成湿热的气候，传染病流行，难以消除。加上原始植被高大茂密，土壤粘结，土地难以开发利用。海平面也不稳定，沿海地带受到海平面升高的威胁。迁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先民，幸运地在这个黄金时代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大量土地被开垦和耕种，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使一部分人得以专门从事统治、管理、防卫、建筑、祭祀、制作玉器等工作，形成以陶寺为代表的早期文明。有利的自然环境使这些早期文明得以延续发展，并吸引了周边其他群体的聚集，不断壮大，形成核心。相比之下聚居于长江下游良渚的先民就没有那么幸运。尽管良渚文化的年代不比陶寺晚，水平不比陶寺低，范围不比陶寺小，可以说各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没有延续发展下来。一般推测，由于气候变迁导致的不利环境，使良渚人的后裔不得不迁离或分散。

　　一条大河本身具备的优势，在有利的自然环境下能产生倍增效应。而在不利的自然环境中，如异常气候、地震、瘟疫等非河流本身产生的灾害，非但不可能发挥本身的优势，优势还可能变为劣势，早期的人类和文明的萌芽经不起这样的打击，有的就此灭绝，有的不得不迁离，有的出现倒退。

　　河流所处的自然环境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早期不可能了解这些规律，甚至连规律这样的概念也未必有。即使到今天，尽管已经有了很多科学的探索手段，人类对自然规律的了解还相当有限。但人类活动如果正好顺应了变化，就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

　　一条河流所提供的水量、土地和基本资源为不同的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并非没有选择的余地。只适合放牧的土地一般很难改成农田，但适合农业的土地也可进行牧业生产。正确的选择可以实现人类与河流的和谐共生，利益最大化；错误的选择不仅使人类得不偿失，还会伤害河流。但这种选择大多是随机的、非理性的、不得已的，人类往往只能将生存的需求放在首位，或者先考虑本群体的眼前利益。三四千年前，黄河中下游的土地和环境宜农宜牧，农业、牧业并存。但中游的开发加剧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造成下游的泥沙淤积，引发河水泛滥决口和多次改道。东汉以后，中游地区受战乱影响，农业凋敝，人口减少，牧业人口逐渐增多，原来的农田或者因弃耕而荒废，或者变成牧地。水土流失因此而减少，黄河下游出现了持久的安流。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自然不在黄河本身。

　　河流是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因素。首先，河流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水资源，满足了人类生产与生活所需，从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围绕河流的水利开发与治理等，在统一国家和集权政权的产生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亦对人类精神文明创造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当然，一方面，河流并非影响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唯一原动力；其次，作为一种具有极强能动性的“动物”，人类在河流面前也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与河流发生着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而正是这种互动，使人类在不同的流域环境下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并塑造了不同的文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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