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街坊胡同文化空间

　　北京城的百姓生活空间是由胡同与院落两重空间构成。从皇权空间过渡到胡同院落空间，要通过官街。官街两侧延伸着条条胡同，胡同的两侧是一座座院落。胡同四合院在景观上，与皇权空间形成对照，但二者共聚京城，和谐相安。无论是建筑形态还是管理制度，都给胡同院落空间带来相当大的独立性。院落是封闭的，在标准院落的门内有影壁墙，挡住外面的视线。胡同对于院落中的居民来说，都是开放的，但在胡同的入口处却有栅栏，当栅栏关闭的时候，胡同与官街是分隔的。

　　此时，胡同与院落共同受到自上而下的空间压迫又享受空间独立的另一种轻松。这正是胡同院落这个社区空间的两面性。胡同与院落的独立性还来自一种儒家道德的支持。孝，是儒家视为极高的价值观，而家庭或家族是奉行这种价值观的唯一主体，因而受到特别的关照。这种价值关照的最典型体现，是对“忠孝两全”问题的处理。儒家主张，如果在同一个人身上，“忠”与“孝” 两种德性发生冲突，那么，在一般情况下，首先顾全的应是“孝”。朝廷大员，一旦父或母病故，立即放下公务，回家守孝。另外，儒家不主张亲人之间相互告发违法之事，孔子认为这不是真正的“直”，他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中国古代，虽然制定了很多具有较高水平的法典，但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并不是一个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道德礼仪才是社会真正的治理准绳。四合院是典型的家族空间，家族道德是这个空间中的主宰，甚至官府法律也要止步于宅门之外。在传统北京许多四合院的宅门上都写有崇尚道德的对联，这种对联的口号越嘹亮，院落的独立性似乎越稳固。对联的精神护佑意义，不亚于寺庙门口的天神。在书写各式对联的胡同中，人们不免会被这种基层社会的道德所激励，胡同空间充满了王朝社会的正能量。正因为与王朝社会价值观的高度一致性，胡同院落才被容许获得这种对王朝无碍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其实是王朝稳定的社会基础。

　　数百米长的胡同空间是各个宅院的共生空间，它属于每一个院落的人们，是他们和睦往来的场地，邻里道德规范主持着胡同中的行为方式。汪曾祺在《胡同文化》中，对胡同院落居民有精到的概括。由于封闭，北京人有“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一面，但因为是邻居，“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都得‘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诉个忧，不这样就不合‘礼数’”。在胡同中，常见围坐谈天的妇女、一同玩耍的儿童、忘食不归的棋友，在这种情形下，胡同空间成为宅院空间的交叉延伸部分。睦邻关系是胡同宅院空间的基调，这是今天作“胡同游” 的外来游客们感受不到的。

　　北京城的胡同社会还有一个特点，即贫富、贵贱共处。尽管胡同与胡同之间有修整与简陋的差异，但贫富的判然分别主要还不是以胡同论。北京人的社会差异主要是以院落作区分的。例如西城的大石桥胡同，里面既有寺庙、宅门大院，也有平民小院，甚至贫民小院。“四合院的对外封闭，使得宅门、寺庙、平民院、贫民院又能共存于一区。中外许多城市以不同的人口构成社区，北京一条胡同之中汇聚了不同的人口。四合院的对外封闭，使不同政治、经济地位的人能在同一胡同之中成为街坊，这是北京胡同社区的重要特征，也是北京文化兼容性的一种表现”。

　　贫富贵贱共生的胡同空间中，当然存在一些矛盾，但在一些事变面前，特别是灾情面前，他们的“共生” 性又是显而易见的。而“邻居”这个概念，也会在某些事务上拉近他们的距离。胡同院落是北京城的建筑特点，也是社会特点，二者是这个社区空间的不可分割的特色。一位“老北京”人士对胡同和四合院的遗产保护问题是这样看的：“一提到老北京的风貌，世人立即想到胡同和四合院。在四合院中享受过舒逸生活之人，对四合院是情有独钟，甚至梦萦魂绕。殊不知四合院现处于建筑学上的内涵难存、社会学上的内涵早失的境地。保护四合院并不是简单地使现存的四合院——大杂院‘苟活’下去，而是要恢复四合院的双重内涵，使四合院名副其实”。

　　从社会学价值来说，胡同四合院空间略有“公社” 属性，是值得探索的对象，它的社区空间机制的形成有其特殊历史条件。今天，在努力进行胡同四合院建筑保护的同时，探索社会内涵的驻留，是一项难度很高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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