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古籍生命力

　　简牍帛纸是中华民族在漫长时期里用以记录文明的载体，它们为后人留存民族“根与魂”的来路。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著下典籍无数，它们记录光阴也被光阴侵蚀。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同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这一年的全国两会上，“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也首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十年里，古籍保护聚少成多，漫天繁星照亮幽古深空。

　　十年成就漫天繁星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对全国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的古籍收藏和保护状况进行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实施保护，被称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主持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工程，于2007年起实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不断深入推进，收获丰硕成果。

　　时至2021年底，全国汉文古籍普查工作基本完成。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苏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通过普查，新发现《永乐大典》‘湖’字册、三件重量级唐代早期印刷品、《乾隆御定石经》初拓本等一批珍贵文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陈正宏是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实行了国际通行的古籍定级制，不仅给古书整体编目，还编录了珍贵古籍名录。如果没有全国古籍普查，业内不会知道很多中学也藏有古籍，比如我们在复旦附中就发现了一屋子的古籍。”

　　十年来，在整个社会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留存实物的氛围下，古籍保护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

　　超2000万册（件）古籍得到妥善保护；“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累计发布古籍普查数据74974.7万册（件）；超385万叶珍贵古籍得到抢救性修复；仅国家图书馆就有超10万部件古籍数字资源实现免登录在线阅览；仅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就出版国家重大文化建设项目的古籍1.5万余种。

　　2013年，国家图书馆成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2016年，国宝《唐人写百法名门论义记》《文章正宗》完成修复；2017年，“中华古籍资源库”平台发布国家图书馆藏《赵城金藏》1281件；2018年，上海图书馆在古籍未编书库发现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

　　海外古籍调查与合作方面，“海外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累计收录美国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80余万条书目数据；海外藏《永乐大典》、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古籍善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汉籍、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等一批流散海外的珍贵古籍，通过影印复制及数字化形式得以回归。

　　古籍保护的国家、行业标准日趋完善。2008年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以来，陆续组织研究制订了《古籍著录规则》《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求》《汉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级》《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图书冷冻杀虫技术规程》《古籍函套技术要求》等系列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截至“十三五”时期结束时，已发布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14项，立项在研标准规范10余个。

　　2022年全国两会上，“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更进一步利于古籍保护的体系性建设。

　　“过去我们可能很少把古籍上升到文化遗产的高度。十四五规划首次将文物与古籍保护并列表述，彰显出当下国家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这样的转变，对于古籍保护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古籍行业的规范化，是非常重要的契机。”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图书馆学教研室主任、国际图书馆及机构联合会（IFLA）保存与保护专业组常委委员周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寻古籍而出海

　　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国家图书馆原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原主任周和平曾说，盛世修史、盛世治典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也是在十年前，中国开始推进海外中华古籍合作保护。2012年8月25日，周和平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上表示：“很多国家都有中华传统古籍，很多典籍非常珍贵。我们要先搞调查，知道海外哪里有好的古籍，组织专家进行海外调研，推动海外中华古籍合作保护项目，做好海外古籍实体文献和数字文献的回归。”

　　所谓“汉籍保护”，是从中国图书馆与古典文献学界近年提倡的“古籍保护”生发衍化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对全球范围内现存的前现代时期以汉字书写或印刷的书籍，进行科学的穷尽性调查（所谓“普查”）、鉴定、分类、编目，并对已经破损的书籍实物进行抢救性修复的一项工作。

　　海外中华古籍合作保护项目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组成部分。“保护计划完成第一个十年后并没有停止。第二个十年开始，就力推去海外整理编目。”陈正宏介绍，历经十年，他和他的团队在英国完成了李约瑟旧藏汉籍善本图目的编纂，在法国开展了早期法国汉学家沙畹、马伯乐等人旧藏汉籍的编目，相关成果已以双语形式出版或即将出版。

　　收藏于海外的中国古籍，除少部分宋、元本外，往往不受重视。但中国资金和中国研究团队的合作介入，为海外汉籍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中西书局等机构已经出版了一批海外藏中国古籍目录，引起广泛良好的国际反响。”陈正宏说。

　　工匠精神

　　2022年1月7日，国家图书馆召开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修复项目重大成果新闻发布会。

　　近十年来，古籍保护领域最重要的专项修复行动，非“天禄琳琅”莫属。该项目动念于2012年，至正式结项整十年，所涉及古籍全部修复完成，并修旧如旧。项目修复体量大、难度高、情况复杂，在全面贯彻现行修复理念与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和突破。

　　“天禄琳琅”是清代乾隆皇帝将皇宫各处藏书中宋、金、元、明版旧书进行择选，掇之菁华置于昭仁殿而成的重要藏书。它于乾隆二十五年“出生”，此后几经坎坷，磨难频生，现存世600余部，其中有279部藏于国家图书馆。

　　2013年6月，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完成了“天禄琳琅”未编书的编目并对其进行了破损情况调查：这批书籍中10%属于一级破损，急需抢救性修复。国图古籍馆资深修复师朱振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差不多有300余本书‘病入膏肓’，虫蛀、鼠啮、火烬、脆化、酸化、粘连、絮化……”

　　宋代文人文同，被其从表弟苏轼赞称“诗、词、画、草书四绝”，“胸有成竹”一词即出自文同画竹的思想，四幅墨竹画作至今传世。后人编有文同著《丹渊集》40卷。此次国家图书馆调查显示，收录于“天禄琳琅”的《丹渊集》中有八册书破损严重急需修复，朱振彬亲自修复了问题最严重的第一册。

　　读书前需净手，修书前亦然。修复古书不能戴手套，只有手触摸到书，才知道指尖要用多大力度。“触碰它时，这本古籍已是块‘书砖’了，”朱振彬说，第一步是要将这块“书砖”一叶叶地揭开。揭叶分干揭、湿揭和蒸揭，“当干燥情况下无法安全揭书，就需要沾水揭书叶，再困难只能上蒸笼”。

　　整整三个多月，朱振彬才完成这本古籍揭叶的过程，笼屉上蒸一会儿揭几叶，板结硬冷了就再蒸一蒸。蒸几分，揭几分，这都源于修复师经年累月指尖触觉和学习研判——至今，朱振彬已在古籍中“浸泡”了42年。

　　“师父教给我三颗心——爱心、耐心、用心。正是它们，让我在这个行业坚守了近40年。”朱振彬说。

　　出生于1981年的胡泊则属修书人中的新力量。他学的是应用化学，毕业时广投简历，儿时十年学习国画的经历助他顺利通过几轮考试，机缘巧合入行古籍修复。

　　“我入职时是组里最年轻的男孩，与三位资历最老的先生在同一办公室，受他们言传身教。此外，单位还联系了多位不同专项馆外老师教导我，如故宫博物院非遗传承人徐建华老师。”胡泊说。

　　国家图书馆的文献修复组组长胡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近十年来，国家图书馆重大修复项目除‘天禄琳琅’外，还有‘西域文献修复’‘敦煌遗书修复’，此外‘馆藏70件珍贵古籍修复项目’涉及《永乐大典》修复。2012年始，我们组每年修复数量不低于1000册（件），10年就是1万册（件）。”

　　在国家图书馆，三代修书人秉承工匠精神，日复一日地忙碌在保护、修复、数字化等不同岗位上，为中华古籍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既古朴又先进

　　2013年6月，国家图书馆挂牌成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负责全国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及附设传习所的组织管理工作，开展全国的古籍修复技艺保护传习。

　　古籍修复技艺是一项古老的技艺，其传统传承方式为一对一“师带徒”形式。因此，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确定了依托传习中心附设传习所、聘请业界古籍修复专家在全国范围开展修复技艺传习的工作方案。

　　至2020年6月，“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在全国附设传习所32家，聘请传习导师28人，收徒241人，累计修复古籍1万余册 (件)，覆盖全国22个省份，不仅包括古籍修复技艺传承，还涵盖石刻传拓、木版水印、经版雕刻等传统技艺。

　　陈正宏介绍，在古籍修复领域，像胡泊这样懂古籍又懂化学的人才极难得。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才能保障古籍保护走上与时俱进的科学之路。

　　周旖著有《文献保护与修复》一书，是国内第一部高等学校文献保护中英双语教材。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十年来，古籍修复技术的进步在于科技修复，现代化、科学化的修复理念以及管理理论已经被引入这个古老行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

　　据周旖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制出纸浆补书机、单页脱酸设备等装置用于古籍保护和修复，“同时，大规模脱酸设备也在研制中。大规模脱酸，在国外从20世纪70年代始，于修复行业内使用，至今已经更新迭代了几代。对于古籍修复，我们应保有审慎求稳的态度，国内大规模脱酸设备还处于实验室研发阶段。”

　　过去，十年是培养出一名能修复珍贵古籍的修复师的必要周期。朱振彬在“天禄琳琅”项目中也带领着多名年轻团队成员，他感叹，重大项目的实践加快了年轻人成长的速度；“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精良科技设备已成为古籍修复师的利器。

　　与此同时，新的技术环境、新的媒介手段在不同层面上助力古籍传承，使修复后的古籍不再“沉睡”。如何将海量晦涩难懂的古籍内容进行整理归类，形成可交互、可触摸、可视化的数字人文作品，以方便人们查阅使用，成为当下古籍保护利用的重要研究方向。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目前我国已建立起多个古籍整理自动化和可视化平台。比如，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王军主持设计和研发的“《宋元学案》知识图谱可视化系统”，对240万字的《宋元学案》进行了文本处理和分析，将2000多位宋元理学学者、近100个学术流派所涉及的人物、时间、地点、著作等提取出来，构造成知识图谱。

　　当古籍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将变得不再“古老”而“艰深”，以更丰满更鲜活的形象触达年轻人。当技术手段与价值内容更好地结合，才能让沉睡在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让那些伟大的观念、智慧和经验真正抵达海量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