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写家谱”

　　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国社科院历史学部主任、研究员王巍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这不是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就“考古”主题进行集体学习。

　　让世界读懂中国，中国先要读懂自己。2002年，“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正式立项，简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至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走过整整20年的历程。

　　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揭示了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历史这一事实，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家谱”。

　　从“断代工程”到“起源研究”

　　关于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界很早就开始关注，并提出了许多观点和理论，但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既缺乏资料，也缺乏系统的认识。

　　自上世纪20年代起，重建中国上古史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考古学肩上。从上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逐步积累到了一定程度，逐步具备了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展开系统研究的条件。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田野考古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促进了考古学科有关中华文明问题的广泛关注。

　　2000年底“夏商周断代工程”告一段落后，在国家科技计划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作为牵头单位，组织全国50余家科研单位的400余名科研人员，以田野考古为核心，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联合攻关为手段，分若干阶段实施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重大项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介绍，“工程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4处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探究这些区域的文明化进程是怎样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是怎样形成的等诸多问题。”

　　一个民族、国家，天然关心自己从哪里来，在赵辉看来，这是考古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问的朴素原因。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世界人类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组成部分，因此探源中华文明也填补了世界文明史一块非常重要的空白。

　　理清中华文明发展脉络

　　在过去20年里，参加探源工程的400余名学者，上下求索，不仅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也展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

　　“通过综合研究，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几个时间节点有了比较明确的把握。”赵辉说，“文明”有多种解释、定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文明”专指古代国家形态的出现，以国家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现在基本确定，中国史前农业萌芽于上万年之前，经过漫长的积累发展，直到大概距今6000年或者更早一点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农业体系。从距今6000年左右，相关区域里各地方文化加速向文明化发展。在5000年前，以良渚文明为代表，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这个大范围里，一些地方率先进入文明阶段，建立了国家。以此为起点，一直到距今3800年左右，各个地方的社会分别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步入文明。“这种诸多地方文明并立的现象，我们也把这个时代叫作‘古国时代’。”

　　“探源工程实证了中国文明发展是多元一体的进程。”赵辉告诉《中国报道》记者，“苏秉琦老先生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化是多元的、‘满天星斗’的。基于多元化的特点，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先生总结中华文明还有‘一体化’的进程，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文明各自发展，但在相对独立、彼此竞争的过程中，又相互交流借鉴，日益呈现一体化的趋势。”

　　赵辉指出，在“古国时代”稍晚的阶段，一体化趋势更明显地表现在中原地区。这个时期，中原地区开始广泛吸收周围文化的先进因素，变成了一个兼收并蓄的核心，这个核心为夏商周三代文明提供了一个经济、文化与礼制的基础。三代文明在这个基础和历史大趋势上展开。

　　“通过探源中华文明，我们实证了中国文明是一个原生、本土的文明，知道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段没有被文字直接记录下来的历史。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对这段历史作出一番描述，终于可以填补中国历史上非常关键的一个历史时段的空白。”赵辉总结道。

　　2020年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研究拉开帷幕。“在近两年的研究中，项目组进一步确认中华大地内部具有多个地理单元，不同的环境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形态、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各地的文明化进程各具特色，呈现出多元起源、丰富多彩的样态。”近日，在第二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星灿介绍。

　　陈星灿表示，探源工程开展了系统的田野工作，20余处田野工作项目取得了重要突破；年代学课题对重点遗址的关键时间节点有了新的认识，也尝试采用不同测年技术探索古代遗存的绝对年代。除此之外，近两年项目组还通过体质人类学、病理学、分子生物学和同位素分析技术，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人骨材料，以不同地区的人群流动与饮食结构为研究目标进行集中攻关，为早期人群迁徙、流动和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和实证。

　　“各区域的史前文化密切联系，交流融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基因，由此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中华文明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因素，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延绵不绝。”陈星灿说。

　　“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

　　西方学术界曾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为文明社会的标准，称之为“文明三要素”。如果依据这样的标准，中华文明只能从以殷墟为首都的商代晚期算起，只有3300年的历史。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年的成果不仅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更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意义非凡。

　　“当我们套用‘三要素’这些标准研究史前中国时，发现对不上号。”赵辉说，“给文明建立标准，应该是在研究中总结提炼普遍性特征，而不是拿着产生于国外材料的标准清单去一一对照。”

　　赵辉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根据“古国时代”各个地方文明的考古材料，他们从中提炼归纳出了关于进入文明社会的4个普遍性特征：一是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程度发展；二是社会明显分化；三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的出现；四是存在王权。这4条作为判断文明形成的标准，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历史的特点，另一方面，这种特征判断的差别恰好表达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既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

　　“我们冲破了冶金术、文字、城市‘三要素’评判标准，因为我们发现，在世界范围内，美洲的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图案也未被认可为文字。由此可见，‘三要素’并非绝对标准，那是从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概括来的。”赵辉说，“我们从中国实际出发，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是人类文明的概括’的观点，概括出从考古发现中进入文明的标志：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出现社会分化并不断强化，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国家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也许它没有冶金术，也许它没有文字，但王权、国家是共性的东西。”

　　在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刘礼堂看来，“中国方案”的提出，一方面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更合适、更有针对性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也丰富和发展了全人类的文明起源理论，推动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从一元化转向多元化、从西方中心视角转向全球视角，这是中国学者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从“本土的文明标准”来看，中华文明在起源、形成和发展中也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就是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过程是多元一体的，即从多元到一体；是兼收并蓄的，既有中华大地不 同文明之间的兼收并蓄，也有对外界的，包括中亚、西亚文明的兼收并蓄。这是中华文明两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的文明是个开放的文明，有着很强的融合吸收能力。所以，我们才特别自豪地说，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的文明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我们都没有断过，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说。

　　探源工程没有明确的“截止期”

　　“在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之后，距今8000年到5000年才是名副其实的文明探源。”王巍表示，探源工程目前没有明确的“截止期”，工作仍将继续进行。

　　“下一步，我们还想向前再探3000年。”王巍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一方面拓展时空范围，从距今5500年到3500年，拓展到距今8000年到2800年，从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端倪到西周末期。空间方面，仍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主，但是应扩展到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等区域，研究这些区域融入到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程。

　　王巍指出，下一步还应加强合作，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加强对中华文明特质的认识。如果不了解其他文明，特质的概括就会受局限。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在国际学术界的文明研究中取得中国学者的话语权。

　　“同时，还要向世界推出我们提出的‘中国方案’。如何推出？第一，要把整个方案依据的重大考古发现，包括良渚、河洛古国等向世界宣介，因为考古发现是客观的，更容易得到认可。第二，用‘中国方案’去说明其他文明，我们有把握我们的方案能够作为其他文明的标准尺度，这样既可以增强‘中国方案’的国际影响力，又可以提升我们的话语权。第三，增强成果转化传播，让世界公众、我国民众更多地了解中华文明成果。”王巍说。

　　“现在我们知道各地有各地的文明发展进程，最终汇总成了一个总进程，但各地的特点研究得还不够。”赵辉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各地把自己的什么贡献进去了，什么没有贡献进去？怎样才出现了一个中原地区？夏商周文明到底怎么来的？……只有把这些内容了解清楚，才能把中国文明内涵解释清楚。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接下来要探究的内容。”

　　王巍特别强调向公众普及中华文明考古成果的重要性，他呼吁在富有考古文化底蕴和特色的地方规划建设中华文明主题乐园。“这是推动考古大众化传播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华文明主题乐园建设要以更鲜活、更多样的形式和手段，让公众，特别是少年儿童、国外游客在各种各样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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