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明长盛不衰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自史前就有，在充满传奇色彩的《穆天子传》里，也有着西周穆王游历四方的事迹。

　　早在新石器时期，在欧亚大陆上有一个中外文明交流比较频繁的时期，也可以将其称为史前丝绸之路。史前丝绸之路核心地区包括了中国、欧亚草原与中亚，其中欧亚草原更是起到了连接东西的桥梁作用。包括丝绸、家养黄牛、大麦小麦、小米、辐条马车、冶金术等，都是这条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传播物。

　　冶金术的传入与提升

　　根据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的线索，中国早期的青铜铸造技术，受欧亚草原东部游牧部族青铜文化的影响而进步，逐渐出现本土技术创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教授陈建立向《中国报道》记者介绍，冶铜术发明于西亚地区，距今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都是小件铜工具、兵器和装饰品，与中亚和西亚的铜器从形制和种类都非常类似。而冶金术与中原地区的1000℃高温冶炼的技术结合后，最终发展为夏商周时期高度发达、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青铜容器铸造技术。

　　陈建立表示，青铜冶铸技术在中原地区完成了从简单铸造技术向块范法铸造技术的创造性转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陶范铸造技术体系，与西方将青铜用于兵器和生产工具不同，中国在商周时期形成了灿烂的青铜礼器文明，生产出大量造型精美、工艺复杂、性能高超的青铜礼器。随后，夏商周文明的青铜容器铸造技术一方面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催生了东北亚地区的青铜时代；另一方面很可能经过四川地区的三星堆往东南亚传播。

　　“中原地区将冶金术‘中国化’以后，铜器与铜资源逐渐成为资源、技术与分配控制的核心，这背后的原动力或推动力——铸鼎象物的青铜礼制的形成以及周邻族群的认可，是统一文明或广域国家形成的重要力量。”陈建立说。

　　另外，冶铁术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已在西亚地区出现。在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铁器不早于公元前1000年，且是越靠近中亚的地区铁器出现得越早，说明早期冶铁技术也是从西亚传入的。但西亚的块炼铁技术主要是低温冶炼，锻打成型，效率很低。而在春秋早中期，中原地区就提高冶炼温度，创造性地冶炼出液态生铁并进行浇铸，将锻造技术转变成生铁的冶炼和铸造技术，并利用生铁进行炼钢，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生铁技术体系是中国中原地区特有的发明，在世界冶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生铁技术发明之后即向周边地区传播，对东北亚等传入地区的社会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建立表示。

　　农作物的“双向奔赴”

　　2003年，北京东胡林遗址出土了距今约10000年的粟和黍，被认为是迄今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栽培粟和黍。东胡林遗址发现的粟和黍两种栽培作物遗存对证明这两种农作物起源于中国华北地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考古实物证据。

　　中国北方史前先民们发明的粟、黍农耕技术，在距今6500 年后陆续向外传播，经福建、台湾传播到东南亚。水稻种植技术在稍晚的时候，同样经由福建、浙江、台湾，进而广泛传至太平洋的西南地区。农耕技术与丝织品生产技术，也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又从欧亚草原传播至西亚和欧洲。

　　小麦是原产于西亚地区的农作物，在甘肃青海东部地区距今5000—4500 年前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开始出现。此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距今4500—4000 年前的遗址中也有少量发现。到了距今 3500 年左右的商代前期，在黄河中游地区，小麦显著增加，成为北方地区的主要农作物之一。此外，大麦从近东地区传入中国后，大麦耐寒的特性使其快速成为青藏高原上的主要农作物。目前青藏地区高产的青稞正是大麦的一种。

　　在黄河中游地区出土的部分黄牛和绵羊的骨骼中，发现了原产于西亚地区的黄牛和绵羊的DNA，说明这些家畜来自西亚地区。大约在距今 4000 年前后，家马由欧亚草原传入我国新疆地区；欧亚草原作为技术创造的核心区，在当地距今公元前2000 年左右的考古遗址中发现了辐条马车。距今3300 年左右，家马和马车也经由欧亚草原地带传入商代晚期首都——殷墟。

　　外来文明因素的融入，丰富了中原地区农作物和家畜的种类，在黄河流域形成了粟、黍、稻、麦、大豆构成的五谷农业体系和以猪、狗、牛、羊、马为主的家畜饲养体系。

　　交流互鉴的历史印记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戴向明对《中国报道》记者强调，中国灿烂悠久的玉文化，也蕴含着早期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印记。

　　玉器在中华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远在8000 多年前，中国人就开启了“玉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都发现了大量玉器的存在，其中有些原材料来源于西域。反映中华文明礼制的牙璋、玉璧等，在夏商时期就经西南的三星堆—金沙和华南地区流传到东南亚。

　　玻璃最早是在西亚地区发明的。中国境内最早的玻璃出现在春秋末年的贵族墓葬中。其玻璃成分为钠钙玻璃，是经中亚游牧民族的中介，作为贸易品进口到我国中原地区。至战国中晚期，我国已经能够制造外观上与西亚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铅钡玻璃）的玻璃珠，这种受西亚影响新建立起来的玻璃业很快就与中国的玉文化传统相融合。

　　“在秦之前，中国丝绸早已经在西域乃至西亚广受欢迎，并已被销往地中海沿岸。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很多同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常常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精美丝绸。”戴向明说。

　　梳理中外文明交流的历史脉络可发现，中外交流的历史轴线可以延伸到很远。中外文明交流的历史漫长而复杂，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日益频繁、深化。

　　中国社科院历史学部主任、研究员王巍表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中华文明正是由于同其他文明的不断交流中，不断吸收和借鉴周围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并加以创新，从而始终充满活力，蓬勃发展，生生不息。这也是中华文明得以连绵不断、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建立也表示，外来文明来到中国，中华民族有足够的创造力赋予其新生力量，为我所用，回馈世界。这是中华文明最为核心的特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