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胀加剧全球经济滞胀风险

　　2022年6月26日，国际清算银行发布报告称，全球经济面临进入高通胀时代的危险，通胀威胁加上增长前景疲软和金融脆弱性使得经济滞胀风险正笼罩全球。此次通胀伴随疫情冲击和俄乌冲突等不确定性因素，颇具挑战性，各国央行在收紧货币政策的同时担心紧缩政策会进一步加剧经济滞胀风险。

　　多重因素致使全球进入高通胀期

　　从20世纪90年代到2020年，全球通胀水平总体较低，除个别年份外，世界经济大致在低通胀水平运行。这一时期是全球经济稳健增长期，全球主要经济体产能加速提高，全球化和技术进步都产生了降低经济和贸易成本的效应，全球消费价格水平基本平稳，即使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后，也没有引发持续性全球通胀。

　　2021年开始的全球通胀首先源于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突发性中断，随后各国应对疫情的财政刺激政策实施和政府转移性支出增加，最终导致供给和需求双向推动通胀上行。2022年，俄乌冲突使得能源和粮食两大重要商品的价格水涨船高，给本就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的全球市场又添加了新的供应风险，拉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进一步上升，进而推高了全球通胀率。皮尤研究中心分析数据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全球44个主要经济体中有37个经济体的通胀率是2020年同期的2倍。2022年5月，美国、欧元区和英国的通胀率分别高达8.6%、8.1%和9%，全球112个国家的通胀率升至6%以上，这标志着全球已进入高通胀期。

　　全球经济增速在疫情前已开始放缓，2010年全球GDP增速为4.5%，此后10年基本维持在2%—3%，2017年3.4%的经济增速是过去10年的最高水平，2019年降至2.6%，2020年则因受疫情冲击呈现负增长，2021年虽有所恢复但仍处于高度不确定性之中。2022年6月，世界银行将本年度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9%，远低于此前1月份预期的4.1%。

　　高通胀使得各国走出经济衰退面临更严峻挑战，那些对能源和粮食进口依赖度较高的国家面临更多困难，部分欧洲国家可能由于能源成本提高而延长经济衰退期。受疫情影响，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相较于疫情前下降了约5%，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发达经济体恢复相对较快但面临高通胀紧货币压力，走出衰退需要更长时间，高通胀与低增长并行导致经济滞胀风险升高。世界银行还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金融不稳定加剧、供应紧张持续和粮食安全恶化等列为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因素。

　　抑制通胀迫切需要开放贸易

　　抑制通胀是当前各国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但货币政策往往具有“双刃剑”作用，在提高利率控制通胀的同时，也会带来抑制增长、引发滞胀的风险。由此，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加息政策并谨慎平衡控制通胀与避免滞胀政策目标。一旦货币政策过度关注通胀，忽视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或将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进而成为金融危机的诱因。

　　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还具有全球溢出效应，影响世界金融市场的货币和汇率稳定，或对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复苏构成风险。随着银根收紧、通胀率和债务水平上升，货币政策的空间逐渐变小，持续性全球通胀与美元升值将加大债务危机风险，特别是持有大量美元债务的国家债务风险上升。此外，还需防范物价与工资的螺旋式上涨。物价上涨可推涨工资，工资上涨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并对企业用工产生抑制，进而影响就业增长，保就业也是各国央行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

　　在全球化的今天，要抑制全球通胀，贸易政策至关重要。政策制定者不应忽视贸易开放对抑制通胀的作用，应通过开放市场、降低关税以及减少非关税壁垒，以更加开放的贸易抵御通胀压力，提升消费者福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美国2021年货物进口约占GDP的12%，进口对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影响程度约为12%。虽然贸易自由化不是抑制通胀的首要力量，但可有力配合财政和货币政策。

　　过去半个世纪的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发展表明，大量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低价消费品从发展中经济体进入发达经济体市场，对维持全球低通胀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低通胀作出了贡献。以降低关税和减少贸易壁垒为导向的贸易自由化具有直接降低物价水平的作用。一方面，贸易自由化使得低价产品直接惠及普通消费者，关税降低的收益可直接转化为消费物价指数的下降；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贸易降低了中间品成本，进而可以降低制成品价格，具有稳定物价的作用。

　　综上所述，全球通胀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疫情影响、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和贸易冲突等因素叠加已迟缓全球经济走出衰退的进度。如何避免全球通胀引发经济滞胀，有赖于关键变量的改进，包括俄乌局势进展、疫情后全球供应链修复进程等都是举足轻重的因素。各国在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还应重视调整贸易政策，使开放贸易服务于民生和消费，这也是解决居高不下的通胀率的关键所在。由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经济稳步恢复增长对缓解全球通胀压力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