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听播客，一位年轻主播和听众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她的姥姥瘫痪在床、表达困难，由阿姨照顾她的日常起居，阿姨工作倒也尽职尽责。只是当主播回家后，才发现姥姥家电视的遥控器已经坏了好几个月，但阿姨没有注意到。她在播客里说： “如果我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连自己想看的电视节目都决定不了，那我真的不想继续这种低质量的生活了。”
听到这里，我感到十分震撼，不是因为她对电视的偏爱，而是真切地意识到：原来每个人对于生命最后时刻的安排可以如此不同，对于“不能忍受”的阈值也有着高高低低的差异。比如，同样是面对人体机能逐渐恶化的苦痛，有人希望咬牙坚持，再见一些想见的人，做一些一直没完成的事；有人则认为无谓的抢救没有意义，宁愿在平静安详的状态中自然死亡。
这当然没有谁对谁错，而真正人性化的临终关怀，应该是尊重这种差异，尊重每个人选择的权利。
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规定如果病人立了遗嘱“不要做无谓的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最后时光。由此，深圳市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本质上讲，这一立法举措，正是对患者临终决定权的保障和尊重。
救还是不救？要不要以插管的方式延续生命？是否要使用生命支持系统？很多时候，由于病人已无法自主表达意愿， 这些问题往往要由亲属代为决定。出于亲情、伦理等多方面原因的考量，“尽力抢救”“尽量维持生命”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只是这种选择，既有临时决定的仓促，也有不少现实层面的勉为其难。对亲属来说，它可能意味着沉重的经济和照料压力；对病人而言，则可能是无法支配身体的沮丧和临终前的痛苦挣扎。
当明知自己濒临死亡时，该以何种姿态面对人生？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生前预嘱，其实就是给病患更充裕的决策时间和空间，确保最终决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出于自我意愿的真实表达。
可以预见，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生前预嘱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比如，如何对“不可治愈”和“无谓抢救”进行精准界定，防止病患因不愿给子女压力而放弃必要治疗，切实保障病人对生前预嘱的后悔和撤回权利等。这也意味着，从首次立法到逐步细化、完善和落实，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在正确方向上的有益探索，都是旨在让生命“最后一公里”的选择更加自由，更有尊严。
立法层面的进步，也将有力推动社会观念的转变。一直以来，谈论死亡往往是一种忌讳：我们在潜意识里不愿接受自己和亲友终将离开人世的事实，更不会在身体无虞时 “晦气”地谈论与死亡相关的话题。孔子有言：“不知生，焉知死？”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不知死，焉知生？学会接受、思考自己终将消逝这件事，其实是生命教育的重要内容。清醒地意识到生命有限的现实，我们才能用更负责的态度规划自己的生活，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天。对生命垂危的病患来说，直面死亡的过程也意味着获得“我命由我”的掌控感。无论是放弃无谓的痛苦治疗、随着身体衰老的规律自然死亡，还是对临终前见什么人、做什么事，甚至是听什么音乐作出安排，都能更加从容、更有尊严地做出选择。
【原载《时代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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