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破解假证业务网

　　牛丹丹有针对性地对姐妹俩的手机进行分析，将“证”作为敏感词并把时间限制在2018年11月以前，果然发现手机中存在大量2017年10月以后与二道贩子、假证买家交易的聊天记录、转账信息

　　林氏姐妹在她们的圈子里很有名气，她们出的货技术过关、质量有保障，有的客户宁愿多拐个弯儿，也愿意找她们干。

　　姐姐林洁戴副眼镜，看上去很文静，话也不多。妹妹林琳长得白净，能说会道。姐妹俩到江苏省苏州市生活了十几年了，均已成家。姐姐在一个商住两用房的小区里买了房，还在同一栋楼里租了间办公室，妹妹也租住在同一个小区。

　　平日里，两人处理完孩子的事情，得空时便到办公室里“干活”。办公室是一间带阁楼的公寓，一楼放着沙发和饮水机，上了二楼便能看到另一番景象——3台电脑、5台打印机和2台雕刻机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各类纸张、证件外壳、印章和快递包装零零散散地铺在工作台和地上。有个闲置的小冰箱，没有通电，用来存储堆放各类证件。这些证件，有离婚证、结婚证也有毕业证。印章里有民政局婚姻登记专用章，也有医院妇产科的公章等。

　　这间七八十平方米的办公室，不仅让姐妹俩有了些收入，还“造福”了她们的亲戚老乡，让他们多了个挣外快的渠道。

　　直到，一条举报线索戳破了姐妹俩虚幻的平静生活……

　　为何替人“离婚”

　　2019年4月，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接到一条匿名线索举报称，一个名为林琳的人在苏州市吴中区多次向他人贩卖假章假证。民警对该线索核查后，于同年4月7日将林洁姐妹俩和她们的父亲林大强抓获。

　　在林洁租的办公室里，警方查获印章419 个，毕业证书、房产证、货车通行证等26种假证件共计536张。2019年5月15日，林琳和林大强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经吴中区检察院批准，被吴中公安分局执行逮捕。林洁因怀有身孕被取保候审。7月15日，该案移送至吴中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尽管公安机关现场查获了大量假章假证，但姐妹俩均辩称从2018年11月前后才开始制售假章假证业务，并以记不清具体情况为由，仅仅交代了数笔事实。为及时固定关键电子数据，吴中区检察院启动自行补充侦查，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刘庆与检察技术人员牛丹丹共同拟定补充侦查方向。

　　牛丹丹在涉案的3台电脑、5部手机中共提取固定微信信息112万余条、QQ信息4万余条，涉及大量假章假证图片、转账记录、交易聊天记录以及邮寄快递单照片。海量的数据摆在面前，怎样分析梳理出办案需要的信息呢？

　　根据通话、微信聊天记录等数据，牛丹丹按照社交亲密、联系频繁程度进行排序，锁定可疑人物，画出姐妹俩的社交关系图谱。“把两个姐妹的微信数据进行比对，如果跟姐姐有联系，跟妹妹也有联系，这个人有极大的可能性是这条犯罪链条中的一环。”

　　大致了解姐妹俩社交关系后，利用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交易记录，按交易频次、金额可以进一步锁定高危账户和可疑交易。“转给姐妹俩钱的人，大概率是要买她们的假章假证，基本上就是下游人员。而接收姐妹俩转账的，有可能是提供原材料的，也就是她们的上游。”办案人员说。

　　根据转账和聊天记录，牛丹丹锁定了一个频繁找林洁办假离婚证的人。当时大家都很疑惑，什么人需要替那么多人“离婚”呢？

　　往下一查，发现此人也是替老板办事。他的老板在当地开了一家二手车车贷公司，总是苦于拉不来贷款，因为办理贷款要求夫妻双方都到场，但到他那儿买车的人大多都是外来务工人员，配偶并不都在本地。有的人觉得就为了办个车贷，搭进去路费专门让家人来一趟不划算，有的人因为嫌太麻烦耽误时间。

　　经人介绍，车贷老板便让员工去找林洁了解其“业务”。知道了林洁造假的“本事”后，这位车贷老板便对一些有需求的车辆买家说：“你们给我户口信息和照片就好，我们可以帮你快一点弄，弄好了，就不用让人从老家专门过来了！”

　　紧接着，收到买车客户个人信息的这位员工逐条将信息转给林洁，附上极其简洁的文字，“离婚证一本，户口本一本”。

　　“离婚证”是为了让办事客户的配偶不必跑一趟，配上一本“户口本”，是为了将客户的婚姻状况变为“离婚”。有了这一套“手续”，打算申请车贷的客户们就方便多了。像这样的“离婚套餐”，这家车贷公司找林洁办理了十几套。

　　对聊天记录中的敏感词、高频词进行溯源，也能发现与承接假证假章业务的犯罪事实高度相关的涉案人员。此案中敏感词定为“证”，高频词有“快递”“行驶”“驾驶”“发证”“毕业”“房产”“健康”“登记”“流水”“抵押”等。

　　办案人员发现，命中敏感词“证”3次以上的68人中，只有3名不是假证假章上下游犯罪链条上的嫌疑人，命中敏感词“证”10次以上的29人中，100%都是假证假章上下游犯罪链条上的嫌疑人。

　　“有口皆碑”的好手艺

　　随着对数据的梳理，办案人员对姐妹俩的情况愈发了解，进入检察机关视线的犯罪嫌疑人越来越多，以林洁、林琳为核心的制售假章假证关系网逐渐清晰。

　　林洁上过大专，学的是广告设计专业，一开始到苏州开过网店卖服装，但生意一直不是太好。有一天，有个湖南老乡找到她，说自己在做假章假证的生意。这个老乡问林洁：“你要不跟我一块学一学？”林洁便答应了下来。

　　林洁以每月1500元的价格租了间公寓当工作室，又置办了做假证的设备、原料耗材。假证的耗材主要是模板、纸张和证件外面的皮套。收这些东西的快递，她会在收件人一栏随便写上一个名字，有时是“李丽”，有时是“老四”。

　　后来，妹妹林琳看姐姐做了几个月后，觉得这生意还不错，也不难学，便跟着林洁一起做。姐妹俩分工明确，设备共享，姐姐负责做假证，妹妹负责刻假章，俩人各拿各的钱，互相给对方介绍生意，不拿回扣。有时候，客户要做的假证需要加盖假章，林洁就会让林琳帮忙盖钢印，具体怎么制作怎么盖，也是她教给林琳的。

　　在姐妹俩的电脑里，办案人员找到D盘中的一个文件夹，存放了林洁、林琳制作的假章假证模板和成品文件。姐姐的文件随便用数字命名，不加中文；妹妹刻的假章模板, 要么用假章印文上的内容来命名, 要么就是用数字加姓名的形式命名。

　　之前，姐妹俩都辩称从2018年11月前后才开始制假售假，但办案人员在这个文件夹中发现了蹊跷——文件夹存有这个时间点以前的假证图片。于是，牛丹丹有针对性地对姐妹俩的手机进行分析，将“证”作为敏感词并把时间限制在2018年11月以前，果然发现手机中存在大量2017年10月以后与二道贩子、假证买家交易的聊天记录、转账信息，这些电子数据将二人制售假章假证的犯罪时间大大前移。

　　林氏姐妹做的假章假证“口碑”很不错，技术也很“业界良心”。

　　她们的亲戚老乡也知道她们在做些什么，好多人都成了她俩的“二道贩子”。这些亲戚老乡彼此形成一个熟人圈子，进货渠道共享，客源也有人帮忙拓展，圈子里的人认为，大家都在做，做得也还不错，我为什么不能一起挣点外快呢？

　　比如她们的小姨朱欣，便积极主动做了“二道贩子”，负责在外散发小卡片拉客户，她们的卡片上往往写的是“东南亚证件有限公司”，附上自己的电话，背面是能办的假证、假章的类型等。客人有需求了，朱欣便将需求通过微信或者电话转给姐妹俩。姐妹俩不管亲戚老乡对外怎么收费，给二道贩子的报价相对都比较固定。

　　在被抓获前，朱欣刚给林洁介绍过一笔生意，是要办登高作业证。有一家电梯检修公司，部分工人没有从业必备的登高作业证，但他们公司很快就要面临主管单位的检查，于是，公司老板在2019年4月初，通过微信联系上朱欣。因为这家电梯检修公司之前雇用过有正规登高作业证的员工，老板曾让员工拍了合格证件发给他存底，于是，现在他就将这些照片发给朱欣作为模板，同时让无证上岗的4名员工发来身份证照片。他向朱欣一次性付了600元办证费，朱欣很快便将需求转给林洁。

　　当天下午，林洁便将做好的4份证件拍照发给朱欣，并且让父亲林大强跑了个腿，把证件送给朱欣，朱欣按要求寄给电梯检修公司的老板，再拍一张快递单的照片发给对方。这笔交易就完成了。而收到证件的几名员工，并不太清楚证件来源，只知道“老板花了钱，给我们办了证”。

　　这一单，朱欣会分给林洁300元。尽管实际制作证件的并不是朱欣，她也没有付出任何成本，但通常情况下对于她介绍的每单生意，她还是能拿到收款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

　　“因为我是在外面联系客户的，风险比较大。”朱欣说，她一般会把钱凑到大几百、千把元的时候再把钱转给林洁姐妹俩。

　　在圈内，姐妹俩做的假章假证质量比较好，贩子都对客户保证说，“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是假的”。案发后，有一个贩子说，自己接的单里，对方如果想要公章质量好一点，她便会联系林琳做，她一次收费100多元, 林琳收15元。

　　还有个叫刘鹏的人，从2014年便开始在苏州干这行，但因为和“林老头”也就是林大强，闹过矛盾，“林老头”后来不再接他的活。但遇到实在不会做的假章假证，他只好找中间人转交给“林老头”做。实际上，林大强接的活儿也都是林洁姐妹俩负责制作。

　　制作好的假证成品怎么给客户呢？如果客户离得近，她们便把假证假章包装好，让父亲跑一趟，给送过去，客户住得远就发快递。两人盖完弃用的假章或者一些废品，都堆放在工作室里，没有特意区分整理。

　　一般来说，她们的客户如果需要印章，很多时候是不需要实体章的，只需要在假证或者文件上盖个章。但也有个别需要寄送实体章的，她们的圈子对此还有自己的“行话”，叫“出飞”，印章做好了寄送走了，会在微信里说一句“货出飞了”。

　　数据会说话

　　办理该案的检察官刘庆初次见到林琳时，她很平静，认罪态度也很好，对可能的结果仿佛心里已经有过预演，很坦然地接受了。她的父亲林大强一开始还不愿意多说，尽管他很清楚两个女儿在做违法的事情，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意识到违法的成本如此之高。直到检察机关将证据一点点摆在他的面前，他才如实供述。

　　他很后悔地对刘庆说：“如果知道会处理得这么重，肯定会早点阻止她们，两个女儿年纪轻轻的，家庭什么的都要受影响。”

　　通过恢复的电子数据，办案人员能看到完整的交易过程，从姐妹俩承接买家需求，到她们制作、拍照反馈，到最后寄送快递、对方支付价款，所有环节无一遗漏。

　　刘庆说：“这个案件刚开始到我们手里的时候，就觉得是个普通的案件，后面越挖越觉得出人意料，居然牵扯了这么多人，做了这么多假章假证。一开始卷宗有3本，最后结案时是6本卷宗加上大量的电子数据，我们做了很多表格，表格里认定的每一笔交易都有具体的聊天记录支撑。”

　　牛丹丹说：“如果提取出数据但不去分析它，它就是‘沉睡的数据’。那怎么样能唤醒沉睡的数据，这就需要我们通过经验积累，用各种方式去搜，有时候甚至需要一些运气，也需要掌握不同类型案件里的一些行业‘黑话’。比如，印章发货叫‘出飞’。”

　　通过电子数据梳理，检察机关对被告人林氏姐妹追加了伪造、买卖身份证件罪，以及伪造、买卖武装部队证件罪两个罪名，认定二人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200余本，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印章8枚，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200余枚，伪造、买卖身份证件100余张，伪造、买卖武装部队证件2本。被告人林大强帮助被告人林琳、林洁将上述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6本，公司、事业单位印章2枚出售给他人。

　　同时，检察机关挖出相关林氏姐妹下家60余人，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22条，追捕7人，追诉10人。目前公安机关已抓获相关犯罪嫌疑人22人。

　　经吴中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先后于2020年12月2日、2022年2月7日对林琳、林洁作出判决，判决两人均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伪造、买卖身份证件罪，伪造、买卖武装部队证件罪，数罪并罚，考虑到两人均系主犯，且作用相当，均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

　　父亲林大强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元。小姨朱欣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其他涉案人员均依法受到惩处。

　　通过电子数据审查，吴中区检察院发现姐妹俩拥有的大量印章印膜、假证外壳和模板，都来源于电商平台，于是向该电商平台制发检察建议，建议通过丰富关键词库如“证件仿制”，使用谐音字搜索如“征件”等方式加大对店铺的巡查力度，全面遏制制贩假证假章的源头环节。而对发现的各种假证假章，也通过通报相应主管机关，制发检察建议或者提示函，将假证假章的社会隐患降到最小。

　　刘庆认为，此案的办理对于以后办理制售假章假证、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等存在上下游犯罪的案件均有可鉴之处，“我们不仅要审查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等相关在案证据，还要全面审查电子数据，通过分析深挖上下线，发现遗漏的犯罪事实和涉案人员，做好追捕追诉、立案监督等法律监督工作，对上下游犯罪进行‘全链条’‘穿透式’刑事打击”。

　　一直与电子数据打交道的牛丹丹办理此案后，也有很深的体会，“我认为电子数据是会说话的，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离不开手机，手机里很多信息能够反映一些问题，因此我能帮检察官看到他们可能看不到的法律监督点，提高办案质量和法律监督效果，这其实对我们技术人员也是一种激励。把数据用活了、用好了，能挖的尽量地挖，才能体现出数据的价值”。

　　牛丹丹还建议，在保证电子数据安全与规范管理的前提下，建立检察机关纵向一体化的电子数据池，可以跨地域实现关联案件、关联人员的电子数据穿透碰撞、交叉比对，扩线挖掘潜在的犯罪线索，甚至未掌握的违法犯罪行为。（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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