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第二个十年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2022年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启动十周年。十年来，该机制为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特别是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务实合作发挥了显著作用，成为中欧关系的主要增长点之一。正因如此，美国在将中国确定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后，也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不择手段进行干扰和破坏；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在对华关系上更多屈从美方压力，加大阻挠中东欧国家同中国友好合作力度。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面临启动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如何妥善应对这些挑战和压力，确保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并在新的十年继续走深走实，是需要深入思考和着力破解的重大课题。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十年成果丰硕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中国对欧关系的重要发展和创新。传统上中欧关系由中国同欧洲国家的双边关系和同欧盟机构的关系组成。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同欧洲关系的次区域平台，使中欧关系的环节更加丰富，特别是为中东欧国家同中国加强友好合作开辟了专属渠道，不仅大幅度提升了中东欧国家同中国的关系，而且提高了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和欧洲的地位。与此同时，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还成为中东欧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捷径。可以说，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其他方面，中东欧国家都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获得了极大的收益。自2012年以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建立起以领导人会晤机制为引领、涵盖20多个领域的立体合作架构，在经贸、人文等众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

　　一是双边贸易实现持续快速增长。2012年，中国与中东欧16国的贸易额只有521亿美元，与当时的中法贸易额（510亿美元）相当；到2021年，中国与中东欧17国的贸易额已达1362亿美元，远远超过同年中法之间的贸易额（851亿美元）。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2—2020年，中国与中东欧17国的贸易额年均增速达到8%，是中国与欧盟贸易额年均增速的两倍以上。可见，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为双边贸易提供了重要助力。

　　二是投资合作大幅提升。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企业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热情。2012年，中国对中东欧16国的投资额只有13.3亿美元，但在此后的10年间，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额增长了6倍。目前，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双向投资规模已接近200亿美元，涉及汽车零部件、化工、家电、物流、矿产、商务合作等多个领域。绿色低碳、医药健康、新能源等行业正成为新的投资热点。

　　三是重大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积极推进。中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在中东欧国家得到充分展现。2020年，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国家签署工程承包合同额54亿美元，同比增长34.6%。中方承建的匈塞铁路、黑山南北高速公路优先段等项目稳步推进，成为中东欧国家标杆性的基础设施项目。由欧盟基金资助、中国企业承建的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桥于2022年7月顺利通车，在全球化遭遇强风逆流之际树立了中克、中欧合作的典范，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具有显著的提振作用和示范效应。

　　四是互联互通突飞猛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中欧班列逆势加速发展。2011年中欧班列开通数量仅为17列，截至2022年7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5.7万列，运送货物530万标箱，货值3000亿美元。其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成为中欧班列重要的通道和目的地。中欧陆海快线建设积极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港口物流往来更加密切。郑州、石家庄等地还新开通了飞往中东欧城市的定期货运航线。

　　五是人文交流频密深入。双方在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交往更加频繁，其中旅游领域合作尤为亮丽。中东欧国家丰富的旅游资源与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完美结合，在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中国到访中东欧国家的游客人数比合作之初增长近4倍，达到216.6万人次，给中东欧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疫情防控期间，中国同中东欧各国的医疗物资和疫情防控合作不断推进，成为百年变局下人类相互关爱和帮助的生动体现。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起步时间虽不长，但取得的成果远超人们的预期，主要原因是双方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彼此都有较强的合作意愿和需求。

　　从中东欧方面看，大多数国家刚刚经历或仍处在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乏力，社会问题突出，急需外部的市场和投资。中东欧国家主要依赖欧盟的资金和市场，但欧债危机后，欧盟对中东欧的投入明显力不从心，中东欧国家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其他国家。而在当时，中国刚刚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然成为中东欧国家寻求合作的对象。

　　从中国方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和意愿大大增强。中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优质产能，“走出去”的需求明显加大。中东欧国家背靠欧盟发达国家，无论是作为中国企业进入欧盟的“跳板”，还是作为基础较好的投资目的地，都成为中国企业优先关注的目标。

　　此外，中东欧国家作为前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同中国关系密切。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倡议提出后，很快得到中东欧国家的热切回应，反映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中蕴藏的深厚历史底蕴，也是双方时隔多年后的重新发现。对中东欧国家来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还为其提供了同中国平等对话的机会，来自中国的尊重和支持大大增强了中东欧国家的自信，也增强了他们在欧盟和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底气，这是中东欧国家在别的合作机制中较少体验到的。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面临的主要挑战

　　自2020年以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2021年5月，立陶宛宣布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改变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自启动以来不断扩展的势头。2022年8月，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又同时宣布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波罗的海地区的“结构性缺失”使不少人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成效产生怀疑，也给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显然是导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形势变化的重要因素。疫情严重影响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合作，并中断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被中东欧国家寄予厚望的旅游合作更是断崖式下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活跃度和可见度明显降低。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受挫更重要的原因是外部战略环境的重大变化。美国连续两届政府奉行全面打压遏制中国的战略，一方面动员国内全政府、全社会的力量应对所谓“中国挑战”，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对中国进行疯狂的围追堵截。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作为近年来中国外交的亮点，也成为美方攻击破坏的重点。在美国反华势力的眼中，中东欧地区已成为中美博弈的竞技场，他们煞费苦心从多方面挖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墙脚。

　　一是利用意识形态差异离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拜登政府上台后，大搞价值观外交，打造所谓“民主国家同盟”，刻意挑起意识形态对抗。中东欧国家已完成从社会主义国家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转型”，一些国家在成为欧盟成员后，在对外关系中总体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因而意识形态差异并未成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障碍。但当美国重新祭起意识形态的大旗后，中东欧国家为显示“政治正确”，不得不突出意识形态因素，在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方面向美国立场靠近，导致台湾、涉疆等问题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突出起来，严重干扰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进程。

　　二是渲染安全威胁逼迫中东欧国家选边站队。中东欧国家多为北约成员，在安全领域对美国高度依赖，这是中东欧国家明显的软肋。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就以所谓安全威胁逼迫中东欧国家放弃使用华为公司的设备和技术。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东欧国家的安全焦虑大幅上升。美国借此契机一方面将中东欧国家更深层地纳入北约体系，另一方面利用中东欧国家的“恐俄症”，给中国贴上“同情和支持俄罗斯”的标签，刻意拉开中东欧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距离。美国还操纵一些中东欧国家的舆论，炒作中国无视中东欧国家的安全关切，在北约同俄罗斯的对抗中站在俄罗斯一边，并试图以俄划界，强化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之间的阵营区别。

　　三是动用经济杠杆诱使中东欧国家改变合作方向。2021年11月，立陶宛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受到中国政府的相应制裁。美国进出口银行随之与立陶宛签署了价值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协议，以“鼓励”立陶宛的反华举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宣布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后，美国方面迅速表示将对两国提供经济帮助。美国还威逼利诱罗马尼亚撕毁同中广核集团签订的切尔纳沃德核电厂建设协议，转而与美国企业签订类似的合作备忘录。美国不仅千方百计破坏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同时还不忘为美国企业捞取利益。

　　欧盟是影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另一主要外部因素，其立场和态度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中东欧17国中有12个是欧盟成员国，其他国家也都在努力加入欧盟。自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启动以来，欧盟就对这一机制持矛盾心态。欧盟一方面乐见中东欧国家从与中国的合作中获益，从而提升欧盟的总体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怀疑中国利用中东欧国家对欧盟“分而治之”。因此，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启动初期，欧盟总体上既不表示赞同，也不全力反对，主要是通过约束中东欧国家中的欧盟成员，限制其独立自主地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对双方合作进行牵制。

　　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欧盟同中国打交道越来越感到力有不逮，并想方设法扭转在中欧关系中的被动地位。拜登政府上台后，美欧加大了对华政策协调，并在干扰破坏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上找到了利益汇合点。美国干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主要是出于同中国战略竞争的考虑，欧盟则旨在维护自身的主导权。中国对立陶宛实施经济制裁后，欧盟不顾是非曲直向中国施压，发布《反经济胁迫条例草案》，并向世贸组织起诉中国对立陶宛贸易歧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宣布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时，两国以惊人相似的口吻辩称，“将在尊重人权价值观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基础上推动中欧关系”，表明欧盟在此举背后发挥了一定的协调作用。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从开始时主要受欧盟的牵制，到后来美国成为主要破坏力量，再到美欧联手干扰合作，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从相对宽松期进入异常严峻期，中东欧国家对与中国合作的态度遭受严重影响。迫于美欧的双重压力，一些中东欧国家不得不在国家主权和独立上作出妥协，经济利益让位于安全关切，“政治正确”压倒了民生改善，明知参加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收益极大，却不得不违心地调整立场。中东欧国家再次沦为美国、欧盟大国竞争策略的牺牲品。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形势的变化，也暴露了中国发展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一些短板。从经济上看，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合作远难替代欧盟市场。中国虽已成为世界上13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在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对象特别是出口对象中，排名都较为靠后。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远远落后于欧盟基金对中东欧国家的投入。安全上，中东欧国家由于顾忌欧盟和北约的态度，同中国的安全合作仍停留在较低水平，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打击跨国犯罪问题上的合作也鲜有亮色。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发展前景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面临的挑战虽明显增多，其中一些挑战带来的冲击是深层次和结构性的，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十年前推动双方走到一起、开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主要动力仍在发挥作用。

　　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相距遥远，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矛盾和冲突。俄乌冲突虽然呈现复杂化、长期化的趋势，但难以成为贯穿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全过程的主要因素。虽然立陶宛等个别国家出于不同原因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挑衅，但对中东欧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一个中国政策仍是其不愿触碰的红线。从经济上看，世界经济重心继续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是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欧盟受到难民危机、能源危机和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冲击，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显著增多。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称，欧洲发达国家民众享受的富足日子将难以维系。欧盟虽有心与中国“脱钩”但实难做到，同中国加强经济合作的需求仍然很大，中东欧国家更是如此。从人文交流上看，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民意基础深厚，当前双方人文交流合作的困难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随着疫情蔓延势头和危害逐步得到控制，中国同中东欧国家正常交流和往来的良好局面将会逐渐恢复。

　　同时应看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发生了一些深层次变化，在某些领域和方面受内外因素的影响较大，对此应有客观的评估和合理的预期。随着中美博弈成为牵动国际关系演变的主线，尽管大多数国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但在美国的诱拉胁迫下，个别国家仍可能投向美国怀抱，从而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整体规模产生影响。随着欧盟同中国的实力差距逐步拉大，欧盟国家更加强调“抱团取暖”，要求成员国实行步调一致的对华政策。近期启动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将未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纳入其中，即意在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控制。此外，随着“反俄”成为欧盟的“政治正确”，中东欧国家在欧盟相关决策中的权重上升。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欧盟的重心正向中东欧国家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中东欧国家同中国打交道的心态。

　　总体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发展方向没变，仍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面临的干扰和阻力也在增加。对中方来说，巩固和深化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既有利于增进同中东欧国家的友好关系，也有利于通过中东欧国家推动欧盟实行积极的对华政策，从而有利于中方在外交全局中保持主动，更好应对美国的战略压力。中方应坚定信心，继续加大对中东欧国家的投入，多措并举增强双方合作的活力和吸引力，保持双方合作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是深化中国—中东欧国家务实合作，拉紧利益纽带。务实合作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再出发的动力和源泉。过去十年的合作表明，贸易、投资和旅游是中东欧国家关注的三大领域。展望新的十年，贸易和投资仍应作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主要抓手。在贸易上，应更多关注中东欧国家与中国普遍存在的贸易逆差问题；在投资上，应增加对中东欧国家的绿地投资，带动当地就业，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在旅游上，随着疫情逐渐缓解，可鼓励中国游客重返中东欧，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积累人气。此外，待俄乌冲突结束后，战后重建将是中东欧国家的重点，可继续发挥中国超强的基建能力，助力中东欧国家早日摆脱战争的影响。中东欧国家还把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转型作为后疫情时期复苏经济的优先领域，中国作为数字经济第二大国并致力于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可在这些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是深耕中东欧中小国家，维护合作大局。中东欧国家的主体是人口只有几百万的中小国家。这些国家立场易于变化，今后几年将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拓展影响力的关键时期。中国应更加重视中小国家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发展势头的影响，多管齐下增加对这些国家的投入。在经贸合作上，对中小国家关注的重点项目可优先予以考虑。更加注重培育中小国家的民间友好力量，在同这些国家政府打交道的同时，下大气力做好民心相通工作，夯实有利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民意基础。此外，中国可进一步发挥地方积极性，通过鼓励省（区、市）与中东欧中小国家“结对子”的方法，切实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走深走实。

　　三是坚持良性互动，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欧盟虽然在对华政策上总体向美国靠拢，但并未放弃实现战略自主的追求。欧盟为维持其国际影响力，需要同中国深化合作，这为中方影响欧盟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立场提供了抓手。在安全上，欧盟的主要关切在俄罗斯和欧洲，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关注同美国有较大温差，无意全力支持和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不会完全被安全问题绑架。在经济上，欧盟同美国更是存在诸多利益矛盾，难以下决心同中国“脱钩”，双方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上仍存在共同利益。总的来说，欧盟虽然不愿看到中国在中东欧地区影响过大，但也无意同中国在中东欧地区全面对抗。中东欧国家更是难以舍弃同中国的合作，如果欧盟持续受俄乌冲突拖累，中东欧国家将可能更多倚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在投资、市场等方面寻求中国的帮助。

　　结 语

　　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同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双边渠道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并以显著的成效确立了其作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交流合作的主渠道地位，成为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新引擎。进入新的十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将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应该看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已拥有坚实的基础，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个别消极因素难以影响双方合作大局和合作大势。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这些理念和举措不仅将造福中国人民，也将为各国提供更多合作机遇，为世界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必将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进一步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只要双方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不断展现新成果，并稳妥应对外部因素的干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无疑会实现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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