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柏林：广袤的心灵之城

　　踏上都柏林绿色的土地，人们几乎处处都能感受到文学的存在。从来没有一座城市拥有如此多的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詹姆斯·乔伊斯、威廉·巴特勒·叶芝、乔治·塞缪尔·贝克特……这些在英语文学世界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人都出生在都柏林。甚至，我们无法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在莎士比亚之后，英国戏剧艺术的重生也应归功于英裔爱尔兰作家。

　　在都柏林成为一座城市之前，凯尔特人称它为“贝尔亚萨克莱斯”，在盖尔语中，它是“围栏渡口镇”，也是利菲河上连通塔拉和威克洛的一座古桥。利菲河将都柏林清楚地划分成两部分，即利菲河以南与利菲河以北，而后来将这座城市的两部分连成一体的纽带便是造型各异的桥。这是一个文学和艺术享有特权的地方，文学艺术活动正如一座座桥，孕育了源自这片土地的诗歌，振奋了这个民族的精神。

　　叶芝说，斯威夫特是无处不在的，他也一样。作为凯尔特复兴运动的领袖，叶芝自20岁时开始的人生轨迹不仅决定了自己的走向，也决定了爱尔兰文学的将来——“正是通过约翰·奥利里，我发现了我的主题。”

　　19世纪的爱尔兰文人相互交往密切，他们经常在专门的俱乐部或者某一家餐厅中高谈阔论。1885年，在约克街44号开画室的叶芝跟随父亲一起去参加现代俱乐部的一次聚会，在那里，他第一次遇见了芬尼亚会老会员约翰· 奥利里。他喜欢这位沧桑的老者身上表现出的真诚。遇见奥利里时，叶芝刚刚在《都柏林大学评论》上发表了一些诗歌，甚至还在为成为一名画家而努力，但奥利里的推动让叶芝的作品不再沉湎于唯美浪漫的斯莱戈乡间风土，尽管那里曾经孕育了他，成为他一生念念不忘的故土。

　　位于爱尔兰西北岸的斯莱戈郡距离都柏林不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郡城中心的一尊青年叶芝铜像一直在告诉世人，虽然叶芝诞生在都柏林，但这里才是他真正的故乡。这里是充满爱尔兰民间故事的乡村，尼斯弗里岛的风景优美绝伦，湖水经由小镇流入斯莱戈海湾，也流进了叶芝的心灵深处。

　　叶芝始终是属于爱尔兰的，当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得到的褒扬是这样的：“以其高度艺术化且洋溢着灵感的诗作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灵魂。”怀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忠诚，他表达了要培养独属于爱尔兰的民族特性的希冀，出现在叶芝诗歌中的，一方面是感情丰富又主观的声音，另一方面是符合民族性格的主题。白鸟、流星、玫瑰、风铃…叶芝笔下的景色是景色，也是象征。也许他已是“最后的浪漫主义者”，但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仍是不可征服的爱尔兰人”。

　　在文学领域，提到伦敦时，人们常常想起莎士比亚和狄更斯，但说起都柏林，这座城市的文学代表就是詹姆斯· 乔伊斯。从乔伊斯开始，整个爱尔兰的作家都爱以幽默的方式讽刺苦难，可以称这是一种苦中作乐，但乔伊斯显然以一种更加讽刺的方式看待这里——他似乎重新创造了都柏林，又极不愿意接受都柏林。

　　1922年2月2日是乔伊斯40岁生日，那一天，法国巴黎出版了他的英语小说《尤利西斯》，那是一部当时在英国、美国和爱尔兰本土都无法出版的巨著。一部小说的出版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这在文学史上是少有的，甚至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一直被称赞为 “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学著作”。毫无疑问，都柏林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起点。

　　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柏林人似乎都生活在乔伊斯的文学世界中， 甚至走在都柏林的街头，人们可能听到年迈的爱尔兰人操着浓重的口音朗读他的《尤利西斯》。乔伊斯曾说，如果都柏林城毁灭，人们完全可以根据《尤利西斯》重建一座与它一模一样的城市。

　　的确，奥康内尔大街的游客中心内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城市导览图，其中就有一张“尤利西斯图”。埃克尔斯街7号是这趟行程的起点，从贝雷斯福德广场出发，走到蒙乔伊广场西端，然后“迈着悠闲的步子先后挨近了圣乔治教堂前的圆形广场”，来到酒吧和餐馆密布的杜克大街……1904年6月16日，布鲁姆漫游都柏林，用18个小时穿行城市，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在乔伊斯看来，这一日发生的故事也似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在海外漂泊10年的经历。如今，他来到都柏林，与布鲁姆踏着一致的节奏，文学与现实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

　　也许，真正进入《尤利西斯》与布鲁姆内心的时刻并不是阅读的时光，而是从埃克尔斯街7号走向杜克大街的那一段路程。

　　在爱尔兰，“布鲁姆日”（Bloomsday）是仅次于国庆日的重大节日。每年的6月16日，在这个曾经是《尤利西斯》主人公利奥波德· 布鲁姆在爱尔兰街头游荡的日子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乔伊斯爱好者都会聚在一起，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如今，在詹姆斯· 乔伊斯中心，每周有三次徒步旅行活动，街区内的书店和循环展出的展品也丰富多样，其中还珍藏着埃克尔斯街7号当初的大门，那里曾是布鲁姆的家。

　　傍晚时分，不如去戴维· 伯恩斯酒吧喝一杯，这里是《尤利西斯》第八章中布鲁姆享用午餐的地方。他先是走进了杜克街18号的伯顿饭店，结果发现那里的食客吃相下作，顿时心生厌恶，立刻打算换一家馆子。于是他来到戴维·伯恩斯酒吧，要了一份惯常的午餐：一份干酪三明治和一杯勃艮第红酒。其实，乔伊斯是这家酒吧的常客，每当提笔写作，他常常流连于此，这份 “布鲁姆同款”三明治红酒套餐如今也是这家酒吧的招牌餐食。

　　几百年之后，都柏林继续延续英语世界文学最优秀的作品。肖恩· 奥法莱恩和塞缪尔· 贝克特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21世纪，久负盛名的圣三一学院自落成之日就已自然化作都柏林最重要的一部分。

　　沿着奥康内尔大街向南，我便走到圣三一学院。古老的城墙围绕着用石砖建造的大楼、铺满碎石的小径和绿油油的草坪，方形庭院的中央是醒目的钟楼，从斯威夫特到贝克特，圣三一学院走出了诸多文学巨匠。那座古老的图书馆也因为珍藏了由修道士于9世纪完成的《凯尔经》，多了一份璀璨的光芒。

　　我离开圣三一学院，在靠近圣史蒂芬格林的 Hodges Figgis书店停留。曾经，在一个匆忙的周一，这间爱尔兰最古老的书店橱窗前，一个女孩来询问一本书，那是一本以字母为标题的书。

　　“那是什么样的她？”

　　“她是一位爱好文学的姑娘，住在利逊公园。”

　　《尤利西斯》中的场景再次浮现，地域的临近性也又一次成为我们与文学建立亲密关系的必要条件。无论你按照何种路线在都柏林行走，一定有某一个时刻，我们也渴望走近诗歌和小说中的人，又或者在心中自言自语：也许离开这些地方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另外的人。

　　几声轻轻拍打玻璃的声音吸引我转身面向窗户，外面又开始下雨了，街道上却少有行人使用雨具，细碎的雨点在灯光的衬托下斜斜地飘落。已到要出发的时候，我忽然记起乔伊斯说过的那句“我死时，将把都柏林书写在我的心上”。当我第一次抵达都柏林，又将与它分别时，枝叶繁茂、充满爱意的河岸和运河里碧绿的河水会留在我的心上，乔治时代的广场与排房也在我的心灵深处闪着光。时时有祈祷的声音穿过这座寂静的城市，徘徊在五光十色的街道中，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无比重要，是它们永远地给前行的人指引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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