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引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企管理智库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 杜莹芬

　　“无论是内部发展阶段还是外部发展环境都要求我国企业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也只有高质量发展才能够更好地解决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杜莹芬在2023国企管理智库大会上作主旨演讲时表示。

　　新时代新征程国有企业的新使命

　　当前全球化速度在放缓，国际经济循环动能弱化，全球分工关系中竞争性、防御性的一面上升，全球供应链发生了重大调整。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审时度势，根据当前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路径的重大创造性自主性探索。

　　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设“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发挥好“大国重器”和“顶梁柱”的作用。

　　新时代新征程国有企业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要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保障作用；在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中发挥骨干作用；在促进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的部署，国有企业应加强党的建设，创建国际一流企业，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争当现代产业链链长，培育一批细分行业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企业创建之路。

　　国企改革发展面临新机遇新挑战

　　对于现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来说，国有企业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了产业形态、经营模式、生产组织和创新体系的变革。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正深刻影响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催动上下游生产关系和产业布局调整，也给中国企业的“弯道超车”与“换道超车”带来了无限可能，为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补短板、锻长板带来了历史性机遇。

　　第二方面，国际环境形势复杂多变带来了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挑战。地缘政治下国内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分工合作格局加速重构，各类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美西方打压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外部不确定因素，我们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同时，发达国家强力推动再工业化，竞相实施战略计划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强对制造业的前瞻性布局，从技术、产业、产品等方面重塑竞争优势，谋求通过标准和生态体系的掌控，全面主导未来发展格局。此外，新兴经济体工业化势头迅猛。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国均制定了制造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并在积极发展制造业。

　　第三方面，我国工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突出。我国是制造大国，但还不是制造强国，虽有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链，但大体上还处于中低端，大而不强，宽而不深，对全球资源整合和控制能力不足。在创新能力、产业结构、产品质量、资源利用、信息化水平等方面与西方强国还有不小差距。高端制造产品供给不足，核心零部件、先进材料、重大装备、精密仪器、工业软件等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关键高技术产品严重依赖进口，在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领域缺少原始创新。

　　第四方面，创新发展中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具体从五个方面来说。

　　一是技术复杂度高，基础研究支撑不够。基础理论研究不足，关键共性技术供给不足，基础材料开发上也存在不足。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基础设施和资源、支撑技术研发和软件开发的试验数据资源共享不足。国产化通用软硬件，包括芯片、操作系统、服务器、存储等，性能、功能上与国外产品存在差距，特别是底层硬件、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设施与上层应用、软件适配较弱，产业生态发展成熟尚需较长时间。企业的先进标准体系尚需持续完善。自主化标准未实现在工程项目中的全面应用，采用率需要持续提升，自主化标准的国际影响力和认可度不足，向国际标准的转化尚需时日。

　　二是国产化研发和市场应用迭代升级大循环尚未完全建立。一方面企业生产的产品与国外同类高端产品相比，技术差距大，整体市场竞争力不足；另一方面用户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国内产品存在不敢用、不愿用的问题，国内产品无法获得充足的市场应用空间。企业投入高额资金研发的新产品推广难度大、验证机会少，无法持续改善以实现产业化，无法获得充足的市场应用空间以实现迭代升级，长期陷于“可靠性低-难以形成规模性应用-不能通过规模性应用提高产品可靠性”的低端锁定。

　　三是产业抗风险能力弱，发展生态不佳。缺少在产业链供应链具有绝对话语权和控制力的大企业，产业集中度较低，产业集群效应不明显，产业生态相对脆弱，尚未形成合力。

　　四是行业创新体系不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不够。企业创新资源分散，多数处于“单打独斗”状态，产业整体发展缺乏科技创新体系的有效支撑。基础研究力量薄弱，应用基础理论的能力不足，加上行业整体利润率偏低，企业无力投入行业基础研发和技术储备，进一步压缩市场空间和盈利能力，更难以培养核心技术，形成恶性循环。长期依赖欧美主导的底层理论、技术路线和关键产品，原始科技缺乏知识产权，在合作模式、技术来源、知识产权、商业模式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资源分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没有形成发展的合力。

　　五是高端人才缺失。目前企业缺乏既懂产业也懂电子、又会编程，既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又有大量的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这使得我国高端产品设计基础能力弱，针对客户、行业、零件等的创新设计严重不足。人才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高端制造业快速突破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补短板锻长板进入世界领先行列

　　无论是内部发展阶段还是外部发展环境都要求我国企业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也只有高质量发展才能够更好地解决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方面的问题。

　　李强总理在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提高发展质量，就是要使企业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生产效率、产品质量、附加价值、环境友好水平等不断提高并进入世界领先行列。针对当前面临的“卡脖子”技术、产业链断供等紧迫问题，企业要补上短板，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同时锻造长板，争取在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取得突破，在若干细分领域和细分赛道上实现领先。具体从以下七个方面来体现。

　　一是发挥大企业“顶梁柱”作用，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围绕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可控，实施产业链安全可靠工程，提升国内供应链配套能力；推动进口替代，做好战略资源物资保障和战略性技术储备；建立备份系统，提高极限生存能力和抗风险等级。

　　二是发挥用户的需求牵引作用，推动技术和产品的市场化应用和迭代升级。重点行业龙头企业率先使用国产产品，在重点领域组织选择典型应用场景。应向用户开放性能能够满足需求的应用场景，供需双方在应用中共同发现、解决问题，实现国产技术和产品的迭代升级；对于国产性能暂不能满足需求的应用场景，供需双方需开展中长期的研发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确保尽快实现国产化替代。

　　三是整合资源，强链补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要充分发挥大企业在产业链建设中的支撑和带动作用，以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建设，整合资源，强链补链，努力成为产业发展方向的引领者、产业基础能力提升的支撑者，掌握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主动权，带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协同发展。

　　四是健全产业科技创新体系，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应进一步发挥链长的核心支柱作用，持续带动产业链企业发展，推动细分领域的集约化和专业化发展，与国内企业共同打造共建、共营、共治、共享的产业生态。围绕基础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前瞻技术、战略性技术开展联合研究、长期攻坚，多路径推动技术突破，实现关键领域“从0到1”的原始创新。

　　五是强化人才支撑，着力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建设创新型人才队伍。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同等重要。在引才、育才、留才的各个方面创新方法，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和考核激励机制，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六是深化国际合作。企业的双循环并不是孤立的循环，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为辅。一方面要通过进一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创新等制度型开放，更大规模、更高水平吸引全球资金、技术、人才，特别是吸引外资投向研发中心、新兴产业以及我国存在短板的高科技领域；另一方面，要推进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技术标准制定。

　　七是持续开展管理创新，探索和总结中国式管理新理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围绕企业改革与企业管理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实践创新和理论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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