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债上限“闹剧”无止境

　　王 文 /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正如多数人所预测的，美国两党最终在违约期限最后时刻就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达成一致。至此，这场折腾美国政坛多月、屡占财经头条、搅动金融走势的2023年上半年债务上限“闹剧”渐渐落下帷幕。如此荒唐的所谓“谈判”闹剧，早已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自1917年《第二自由债券法案》首次提出“债务上限”概念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至少被突破了106次。设定上限从1917年的115亿美元，到2023年所突破的31.4万亿美元，足足增长了超2730倍，令人瞠目结舌。

　　或许美国设立债务上限的初衷是善意的，意在由国会批准政府发债的规模，以限制总统的权力。然而，二战反法西斯领导国的优越意识尤其是以冷战胜利者自居的傲慢，让美国走上了大规模举债、无限挥霍信用、政府债台高筑的不归路。过去几十年，急速膨胀的国防开支、不计长远的减税福利使美国债务持续攀升。

　　在这条“突破债务上限”的不归路上，美国偶尔会有20世纪90年代经济繁荣、税收增加时的债务率略降的时刻，但绝大多数时候，债务上限被突破是几乎年年都被聚焦的热门政治事项。尤其是21世纪以来，美国连续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及参与中东多国的所谓“民主化改造”，加之政府冗员众多、预算超支，国家财政年年赤字，数次突破1万亿美元，这导致2000年以后债务上限被突破了19次，平均每14个月就被突破1次。

　　过去20多年，美国两党关于债务上限的“斗法”时不时就被全球播报，各类荒诞、离奇、古怪的政治“闹剧”层出不穷。若府院均属同一党派，美国还能出台一些像样的财政“节流”政策，以延缓债务上限到来，或更容易让国会授权提高上限。但若府院党异，便会出现各类鸡飞狗跳、六畜不安似的结党营私、诛锄异己，轻则相互攻讦，重则政府停摆。

　　当然，每次债务上限“闹剧”的结局都是两党妥协，接着数月后又陷入下一轮债务上限危机的轮回。正如美国最大私募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所说：“债务上限谈判很荒唐，根本无解药。”达利欧的判断是精准的。从根源上看，机构臃肿冗杂的政府建制、武装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沉重庞大的医疗卫生负担、不断翻滚累积的利息支出，是美国债务上限只能提升、不会下降的本质原因。因此，31.4万亿美元绝不会是最后的债务上限。

　　众所周知，还债的正确路径应是“开源节流”，但历届美国政府根本就没想过还债，而是继续发债，或印钞“放水”，以至于早已预估未来10年内美国国债规模将达到50万亿美元，届时每年仅利息支出就会超过1万亿美元。从这个角度看，美债注定是一个永远无法还清、拆东墙补西墙、借新债还旧债的庞氏骗局。骗局被戳破，是迟早的事情，不知道的只是被戳破的时间点而已。

　　对世界各国而言，考虑美国债务上限问题的溢出风险与戳破时限已被提上案头。过去将美债视为无风险投资的逻辑基点，应该重新被检视。为美债背书的美国国家信用是否真愿偿付和可持续偿付债务，现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拷问。从近几届美国政府无限期地为债务融资、无休止的货币量化、进而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政策行为看，美国国家信用并不是被重塑或提升，而是进入了断崖式的下坠进程。

　　在很多人看来，美军仓皇撤出阿富汗是军事信用坍塌的开始，新冠疫情死亡超百万是社会信用坍塌的开始，美国国会被围攻是民主信用坍塌的开始，基于国家权力的美元信用可能正在进入坍塌倒计时的前夜。

　　美元信用日趋坍塌的预期，不只是自毁于美国持续“狼来了”般的债务上限“闹剧”，更源于美国自毁前程式的任性蛮横与自私自利。如果说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还为世界提供了诸如科技创新、文娱体育、安全保障、经济增长、国际规制等国际公共产品，以致于各国心甘情愿购买美债进而支撑起美债上限的屡次突破，那么，现在的美国已蜕变成了推行“小院高墙式”科技封锁、挑拨各国冲突互斗、纵容本国经济风险四溢、大搞金融制裁长臂管辖的世界第一麻烦制造者，各国对美国的逐渐远离便成了必然之举，即便是美国的盟国们也正与其越来越貌合神离。

　　当前，天下苦“美”久矣。数十个国家官方声称要推行“去美元化”政策，更有所谓“美元信用坍塌导致美国崩溃”的论调在国际舆论间流行。如何借势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实现货币多边主义国际机制的建构，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均衡化，减少对美依赖，是各国金融决策者们必须要考虑的重点议题。

　　对中国而言，认识美国债务上限“闹剧”的实质及未来继续恶化的趋势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之一。动态调整、长短结合地持有美债，是防范债务上限危机溢出效应的重要方法。中国应更加精细化地配置全球金融市场的资产组合，不仅让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更要让美债持有的减增成为对外博弈的有力工具。

　　更重要的是，美国债务上限“闹剧”，令美国一步步走上由盛转衰的下坡路，昭示了一个超级大国深陷“塔西佗陷阱”的前景。以美为鉴，中国将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稳妥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保持审慎金融与财政政策，调控好货币印发的节奏，有效防范债务风险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只有这样，金融市场与资产配置才能真正成为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