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全球化”背景下东亚供应链的重构与转型

　　刘洪钟 /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内容提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兴起等多重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出现“去全球化”趋势。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以及大国博弈进一步加剧国际环境的变化，推动国际秩序进入大转型时期。这给长期依赖开放自由国际竞争而高速扩张的东亚供应链造成重大冲击，其未来发展方向与增长动力出现明显不确定性。面对严峻国际形势，东亚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区域合作与区域供应链发展遵循市场竞争和比较优势原则有序调整和重构，从而实现包容性区域协同增长。

　　【关键词】东亚供应链 去全球化 大国博弈 新发展格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的大背景下，依靠区域分工不断深化和区域供应链持续扩张，东亚各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曾经的“亚洲奇迹”。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二个“去全球化”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民粹主义抬头，全球供应链扩张趋势遭遇逆转。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乌克兰危机，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等各种“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更是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环境的变化，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漫长的大转型时期，这些变化对东亚经济造成巨大挑战。在各种非市场因素冲击之下，长期稳定增长的东亚区域供应链出现诸多不确定性，给未来发展蒙上一层阴影。东亚区域供应链是支撑中国和东亚各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石。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东亚各国应一道努力，通过各种有效措施，推动区域合作与区域供应链发展按照市场竞争和比较优势原则有序调整和重构，从而实现包容性区域协同增长。

　　全球化逆潮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变动趋势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两大失衡问题的不断加剧导致冷战后加速发展的超级全球化出现逆转势头，世界经济与政治由此进入所谓“去全球化”时期。这两大失衡问题主要是指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由于不平衡发展而产生的国际失衡，以及发达国家内部富人（资本）和穷人（劳动）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而形成的国内失衡。如以不同经济体占全球GDP比重衡量的国家经济实力来测算国际失衡，1990—2020年，发达国家的全球占比从80%降至60%，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则从20%升至40%，照此趋势，2030年左右两者将出现交叉点。[1]对于发达国家的国内失衡，2019年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1980—2019年，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规模从64%降至61%。[2]美国的情况尤其严重，其中产阶级规模占比从1970年的61%降至2021年的50%。[3]中产阶级规模的萎缩主要缘自不同社会群体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1979—2019年，最富有的25%家庭中，其平均收入增长了114%，相比之下，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收入只增长了43%。[4]大量研究表明，国际失衡和国内失衡的同时出现和不断加剧，会对全球化和国际秩序产生巨大冲击，具体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单边主义抬头以及民粹主义泛滥。美国特朗普上台执政、英国“脱欧”是反全球化浪潮的典型表现。根据美国智库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报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全球贸易总量占世界GDP总额比重所表示的贸易开放指数已从2008年的60.1%降至2021年的57.2%。[5]世界银行的统计则显示，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额占世界GDP的比重同样出现了大幅下降，从2007年的最高点5.3%降至2018年的最低点1.1%。[6]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乌克兰危机以及美国不断推进对华遏制战略，进一步推动全球化加速退潮，国际秩序进入动荡变革期。德国学者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等用全球化危机和新自由主义危机共振而导致的大衰退来描述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的形态，并认为其与20世纪初最终导致一战爆发的“大转型”具有惊人相似的特征。[7]

　　在全球化退潮和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作为冷战后超级全球化典型标志的全球供应链也开始面临巨大挑战，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商学院教授戴廷龙甚至将乌克兰危机爆发形容为导致全球供应链30年持续扩张历史正式终结的一道“铁幕”。[8]在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跨国公司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性、弹性和可持续性，产业回流和近岸外包成为其全球产业布局和投资新的替代选择。在中国欧盟商会2022年6月进行的一项调查中，23%的西方公司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将业务迁出中国。[9]

　　上述变化推动全球供应链出现区域化转型趋势。亚洲开发银行2022年度报告显示，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全球供应链不断萎缩，2018—2020年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从72.9%降至70.7%，亚洲与世界的供应链联系也相应出现萎缩，复杂价值链参与率从44.3%降至38.7%，但与此同时，亚洲内部的区域供应链联系却在不断加强，区域内复杂价值链参与率从23.4%提升至26.0%。[10]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中国的全球2000强企业供应商来源中，来自亚太地区以外的供应商占比从2014年的47%大幅降至2020年的20%。[11]

　　除了区域化转型，近年来随着国家安全内涵的不断泛化，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开始使用各种手段对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所谓关键产业进出口贸易实施限制，全球供应链也出现了主权化趋势。典型的表现就是美西方国家纷纷调整本国贸易与投资管理制度，加强对外资以及关键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审查。比如，英国史上最严格的《国家安全和投资法》于2022年1月4日正式生效。根据新法，如果投资者打算涉足人工智能和通信等17个敏感行业，收购一家英国公司的股份只要超过25%，就会触发强制申报条款，英国政府将进行审查并可能阻止该交易。法案生效后的3个月，英国政府就收到了222个案件的申报，并主动介入调查了其中17项交易。相比之下，此前20年英国政府总共才调查了12项交易。[12]随着2018年特朗普签署《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 (FIRRMA)和2022年拜登政府发布“关于确保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稳健考虑不断变化的国家安全风险的行政命令”（CFIUS EO），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范围日益扩大、审查力度不断加强。中国公司是最主要的被审查对象，根据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2021年中国的审查指数为77.4，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而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西方盟友在该指数上的平均得分甚至不到1.0。[13]

　　站在“十字路口”的东亚供应链

　　在上述种种冲击影响下，东亚供应链正在进入一个“十字路口”。过去半个多世纪东亚供应链的变化一直是遵循市场逻辑向前推进，这一分工结构的形成首先源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后，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中间品出口和对外援助（ODA）等经济手段，将本国早期所采用的模仿、学习、生产和出口发展模式向东亚其他后发国家和地区传播，最终形成了梯次的区域分工与发展格局。在区域供应链演进过程中，后发国家依据自身比较优势陆续参与其中，从20世纪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到80年代的东盟“四小虎”，再到90年代的中国，东亚各国（地区）充分利用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为本国带来的机遇，你追我赶，形成了日益紧密的经贸依存关系。这种给东亚带来巨大经济奇迹的区域性增长范式被形象地描述为“雁行模式”。[14]

　　在东亚供应链的演进过程中，中国是一个后来者。21世纪之前，日本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通过资本和技术转移，日本推动东亚地区逐步形成“雁行”的垂直分工体系。在此过程中，中国是配角，是先行国家产业转移的被动承接者。不过，进入21世纪后，随着自身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持续加深，中国在东亚供应链中的地位开始凸显，逐渐超越日本成为东亚供应链新枢纽。在此过程中，东亚传统的“雁行”模式逐渐解体，并被一种更复杂的区域生产网络所替代。[15]新的分工模式由“雁行”结构演变而来，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产业间分工的本质属性，形成了以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为基础的区域分工模式。在这种结构中，跨国生产过程分散化和各国经济一体化是同时发生的，核心特点是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在区域内的来回转运，以便在每一阶段进行更深入的加工，直到最终产品的出口。

　　整体看，东亚生产网络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产业内贸易的迅速扩大。1990—2004年，东亚地区贸易额中产业间贸易占比从大约45％降至22％，产业内贸易则从55％升至78％。其中，以办公和通信设备、电子设备为代表的机械产品占到了东亚出口的50％以上和进口的42％，成为推动东亚区域分工深化的最重要贸易产品，这也使得各国的出口结构越来越相似。[16]二是区域内贸易增速快于区域外贸易。1986—2007年，东亚区域内出口和进口贸易比重分别从29.3%、41.5%升至44.5%、62.7%。横向比较，2004年东亚区域内贸易占比达到56%，尽管低于欧盟的67%，但已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的52%。[17]三是中国替代日本成为东亚生产网络的中心。在新的区域供应链分工体系中，中国虽然仍是产业转移承接者，但性质已从配角变成主角，中国成为东亚供应链分工体系得以顺利运转的枢纽。随着对其他国家经济影响的日益加强，中国陆续超过日本和美国成为东亚各国的最大贸易伙伴。1992—2018年，中国在日本、韩国和东盟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从4.0%、3.9%、2.4%提高至21.2%、33.3%、16.3%。[18]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东亚供应链始终沿着一条追求效率的自然经济规律不断演进。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地位的逐渐攀升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近年来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从中国向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转移，事实上也是延续了传统的“雁行”传导模式，最终实现了一种包容性的区域发展与共赢格局。

　　然而，随着一系列导致全球化退潮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对华“脱钩”战略的实施，东亚供应链既有的市场调整进程开始受到干扰和破坏。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美国优先民粹主义理念作用下，单边发起对华贸易战、科技战和市场战，特别是在高科技产业领域，试图通过限制贸易、企业制裁以及长臂管辖等手段，遏制中国发展。拜登政府上台后，基本维持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脱钩”战略。不过，与特朗普宣称的经济全面“脱钩”不同，拜登政府主要通过采取“小院高墙”政策在高科技领域对华“精准脱钩”。在美国国内，2022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规定任何获得美国政府补贴的企业在未来10年都不能增加对中国高端芯片的投资。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向中国出口的先进计算和半导体制造物项实施新的出口管制》，更加全面地升级了对华半导体产业的管制和制裁，除了出台一揽子综合管理措施限制高性能计算芯片对华销售，还将在中国从事半导体产业相关活动的美国人纳入限制范围。

　　除了对中国的直接打压，美国政府还试图拉拢盟友和伙伴联合制华。2022年5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宣布正式启动由14个亚太经济体组成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宣称要通过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和公平经济等“四大支柱”建设加强亚太区域合作。2022年3月，美国提议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合作建立芯片四方联盟（Chip 4）并于2023年2月16日召开了首次高级别官员线上会议。此外，2022年2月28日，美国在火奴鲁鲁与日本和韩国共同启动了一项新的美日韩经济安全三边对话机制，旨在就提高关键和新兴技术、半导体、电池和关键矿物的供应链弹性，协调保护敏感技术措施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形成具体的合作方式。通过上述种种措施，美国政府的最终目标是要在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把中国排除在外，重新构建一套由美国主导的所谓“基于规则的”排他性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以便在遏制中国崛起的同时，也维持美国的世界产业霸主地位。

　　美国对华产业链“脱钩”战略还得到了一些西方媒体和智库的鼓噪煽动。如2023年2月20日，英国《经济学人》就在一篇非署名文章中创造了“另类亚洲”（Altasia）这一概念，指出中美地缘政治分歧正在促使全球制造业者在亚洲寻找中国以外新的生产基地，由亚太14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形成的“亚洲替代供应链”，在未来有望取代中国成为全球生产活动的重心。[19]可以说，该文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美国对华供应链“脱钩”的战略需要。虽然文章主要是从“另类亚洲”与中国的竞争优势的比较视角进行分析，得出“另类亚洲”将会替代中国成为新的全球制造基地的结论，但其将中国排除在亚太区域供应链之外的做法无疑存在严重的政治偏见。从全球分工的角度看，无论是早期的“雁行”模式，还是21世纪以来的东亚生产网络，事实上东亚供应链分工体系一直具有一个典型特征，即所谓的“三角贸易”。[20]简单说，“三角贸易”就是东亚先进经济体向该区域其他后发经济体出口中间产品，然后在该国（地区）进行加工组装，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美欧发达国家。而按照该文的分析，“另类亚洲”下的亚洲替代供应链虽然仍是亚洲生产—美国消费的国际分工模式，但中国却从中消失了。

　　推动东亚供应链稳定发展与转型的路径

　　全球供应链稳定发展是保证中国经济安全的前提和基础。全球化退潮正在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区域化和主权化的转型，受此影响，东亚供应链也出现了非市场化变化，“中国+1”开始成为许多跨国公司的选择。由于东亚供应链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重要“桥头堡”，因此，确保该地区供应链的稳定发展与转型，对于中国全球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和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2020年，中国根据国际环境变化并结合本国经济发展的内生逻辑，适时提出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希望通过动态的增长模式调整，改变传统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增长方式，形成以我为主、内外互动的新发展格局，从而在把外部不确定性风险降至最低的同时，还能通过国内经济循环的顺畅运转推动国际大循环的稳定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为中国稳定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美国试图拉拢盟友特别是亚洲伙伴与中国“脱钩”的大背景下，如何稳定和推动21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区域供应链的健康发展，从而更好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融合互济，仍然需要集合更多智慧，采取更有效的针对性措施。

　　一是通过更加全面、更高质量的市场开放稳定在华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同时吸引更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推动供应链规模不断扩大。当前，在美国政府各种手段的打压下，在华跨国企业普遍存在一种不安情绪，对中国未来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有所担忧。比如根据中国美国商会《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2023》，2022年只有不到半数的会员企业（45%）将中国列为前三大投资目的地，首次出现重大转变（2021年为60%）。受美国“脱钩断链”政策影响，许多会员企业开始调整在华投资计划，或选择不做任何改变甚至减少投资。虽然大多数会员企业没有计划将其供应链转移出中国，但自新冠疫情以来，考虑或已经开始将生产和采购转移至中国境外的企业比例首次增加了10个百分点。在24%考虑转移的企业中，有三分之一计划将业务迁回美国，比2021年增加了6个百分点。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为跨国公司营造一个更优的营商环境，对于稳定包括东亚各国在内的外资企业的在华投资信心至关重要。为此，可以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推进开放进程，加快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具体看，应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先行先试作用，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公平普惠、规范透明的经贸制度体系，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缩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重点开放服务业限制，健全外资准入前和准入后国民待遇制度；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顶层设计、加大对知识产权领域侵权执法力度等措施，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建立数字贸易规则，探索新兴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降低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

　　二是加快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引领和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从“东亚生产网络”向“东亚经济圈”转变。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普遍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无论是早期的“雁行”分工模式还是21世纪以来的东亚生产网络，本质上都是基于供给视角的分析，而最终产品的需求端则在美国。这种失衡的国际分工模式使得东亚经济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具有高度脆弱性。国际金融危机后，许多学者呼吁东亚经济需要进行再平衡再调整，但在重商主义的惯性思维下，情况并未得到有效改变，甚至继续恶化。2009—2017年，东亚整体对外贸易顺差从4803亿美元增加到7752亿美元，提高了46.4%。在这其中，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增长尤为迅速，从2009年的2008亿美元一路上升，2018年达到4505亿美元，增长幅度高达124%。[21]然而，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这种分工格局必然是不可持续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持续波动和低迷，“去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区域化、主权化调整，已经深刻改变了东亚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所依靠的开放、自由竞争的国际市场环境。长期看，持续将美欧外部市场作为推动本地区经济增长核心动力是难以为继的。因此，通过经济的再平衡再调整，最终形成一种以域内需求为主、区域内外均衡发展的东亚供应链分工新模式，进而实现区域内各国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于东亚各国来说依然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东亚经济圈构建的关键是扩大区域内最终消费品市场的规模。不过，从各国的消费能力看，唯一有潜力实现上述目标的国家就是中国。要将这种潜力转化为现实，有待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与出口拉动为主向国内需求主导的转变。特别重要的是，这种需求不但要体现为对国内产品消费规模的扩大，还应体现为进口规模的增加，特别是对来自东亚邻国进口的增加，因为巨大市场规模引致的进口增加是一种所谓的吸引性经济权力，[22]它有助于增强中国市场对于跨国公司的黏性，对冲与化解美国拉拢亚太盟友与中国战略“脱钩”的企图，从而对最终保证东亚供应链稳定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三是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和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契机和平台，不断提升东亚区域合作水平，推进区域供应链稳定调整与重构。美国拉拢东亚盟友对华“脱钩”是一种逆市场规律的霸权霸凌行为，并不符合东亚各国的经济利益，因此，中国如果能与其他东亚国家一道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实现东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和各国互惠共生、互利共赢的包容性增长，美国排除中国重构亚太供应链的企图就难以成功。RCEP的生效为东亚各国深化区域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国可以此为契机携手各成员国，对标CPTPP等高水平自贸协定，通过纳入环境条款、监管一致性、更严格知识产权、电子商务、政府采购、投资者—政府争端解决机制等条款，进一步扩大自贸协定涵盖范围，提升贸易协议机制；通过帮助后进成员国提升国内治理能力，努力加快自贸协定规则实施；加大对自贸协定的宣介、推广、培训，不断提升自贸协定利用率；以RCEP为基础，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上述区域合作协定的不断深化，既有利于提高东亚各国的互信水平，也有助于东亚供应链新一轮稳定和有序调整。从全球的视角看，这也是东亚在保证外资持续大量流入、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上，继续稳居全球最具经济活力地区的关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国际经济权力转移的影响及中国应对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143）的阶段性成果

　　[1] 根据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April 2018相关数据计算得到，参见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18/April/download-entire-database。

　　[2] OECD, “Under Pressure: The Squeezed Middle Class,” 2019, https://www.oecd.org/els/soc/OECD-middle-class-2019-main-findings.pdf.

　　[3] Rakesh Kochhar and Stella Sechopoulos, “How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has changed in the past five decades,” April 20,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2/04/20/how-the-american-middle-class-has-changed-in-the-past-five-decades/.

　　[4]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2019,” November 2022, https://www.cbo.gov/publication/58781#_idTextAnchor006.

　　[5] Douglas A. Irwin, “Globalization is in Retreat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October 28, 2022, https://www.piie.com/research/piie-charts/globalization-retreat-first-time-second-world-war.

　　[6]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t Inflows,” 2021,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X.KLT.DINV.WD.GD.ZS.

　　[7] 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孙柏等译：《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8] Tinglong Dai, “Ukraine War Drops ‘Iron Curtain’ on Global Supply Chains,” March 14, 2022, https://menafn.com/1103843446/Ukraine-war-drops-Iron-Curtain-on-global-supply-chains.

　　[9] 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22》，https://www.europeanchamber.com.cn/cms/page/en/publications-annual-report/256。

　　[10] 全球价值链（GVC）参与率是指至少在两个国家使用跨境生产网络进行生产的产品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区域价值链（RVC）参与率与GVC参与率内涵相同，区别是它只涉及同一区域内的经济体。复杂GVC参与率是指至少跨境两次才能完成生产的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参见ADB: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eport 2022: Advancing Digital Services Trad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February 2022,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770436/asian-economic-integration-report-2022.pdf。

　　[11] Adnan Seric,Svenja FalkandAna Ruiz Hernanz, “The futur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post-pandemic world,” December 2022, https://iap.unido.org/articles/future-global-value-chains-post-pandemic-world.

　　[12] Alexandra Kamerling, “The first year of the UK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vestment Act 2021,” December 15, 2022, https://www.dlapiper.com/en-ie/insights/publications/2022/12/the-first-year-of-the-uk-national-security-and-investment-act-2021.

　　[13] 审查指数是指某一外国在美投资企业在CFIUS审查中的所占份额与其在美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所占份额的比值。指数越大，说明一国在美投资企业就越容易受到CFIUS的审查。外国在美投资企业在美国CFIUS审查中的所占份额是根据CFIUS2022年度报告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参见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206/CFIUS-Public-AnnualReporttoCongressCY2021.pdf。

　　[14] Kaname Akamatsu,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Volume1, Issues1, 1962, pp.3-25.

　　[15] 刘洪钟：《超越区域生产网络：论东亚区域分工体系的第三次重构》，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5期，第137-158页。

　　[16] 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著，黄志强译：《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17] 根据日本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TID”2018数据库（RIETI Trade Industry Database 2018）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参见https://www.rieti-tid.com。

　　[18] 同[17]。

　　[19] “Global firms are eyeing Asian alternatives to Chinese manufacturing: Can ‘Altasia’ steal China’s thunder?” Febrary 2023,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23/02/20/global-firms-are-eyeing-asian-alternatives-to-chinese-manufacturing.

　　[20] 李晓、丁一兵、秦婷婷：《中国在东亚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基于贸易动向的考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5期，第1-7页。

　　[21] 根据CEIC数据库计算得出，https://insights.ceicdata.com/login。

　　[22] 常璐璐、陈志敏：《吸引性经济权力在中国外交中的运用》，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3期，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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