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全格局视阈下的中国金融安全之路

　　李玉梅 张慧敏

　　金融安全的重要性

　　金融的本质“联动”金融安全。金融可以界定为“凡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以及以货币与信用结合为一体的形式生成、运作的所有交易行为的集合”。从一般意义上讲，金融是一种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流动性是其最为基本的属性。金融系统作为经济的血脉，通过资金的流动连接了各个经济主体。企业、政府和个人在实现经济活动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进行融资、投资和支付等金融交易。资金的流动在国内外范围内展开，通过金融市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这种资金的联动性使得金融系统极为复杂且容易受到外部和内部的各种威胁。《资本论》指出：“融通票据，是指人们在一张流通的汇票到期以前又开出另一张代替它的汇票，这样，通过单纯流通手段的制造，就制造出虚拟资本。”马克思道出了金融的本质是信用创造，金融活动依赖于参与者之间的信任和合作，信用是金融交易和合同履行的基础，也是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前提。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剩余价值，如果信用盲目扩张，金融交易只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而不流经实体经济，会造成虚高的资产估值，使市场出现过热现象，并增加资产价格的崩溃风险。当资产泡沫破裂时，会引发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对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过度杠杆和不良贷款的积累将增加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使其面临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从而扩大金融风险的传播。此外，大量信用的注入可能会导致某些行业或资产类别过热，而其他行业或区域可能被忽视，进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和不平衡发展的风险。如若金融风险发生联动效应，会打击投资和消费的信心，导致资本外流加速，增加汇率压力，存在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负担加重的风险，会对国家安全秩序造成破坏，进而阻碍国家的发展进程。

　　从宏微观层面看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已经参与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不论是对宏观社会的影响，还是对微观市场的影响，其广度与深度都前所未有。从宏观的国家安全层面来看，若金融系统难以维持健康可持续发展，势必会对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过程造成负面影响，对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的安全性及稳定性造成破坏，进而破坏国家的整个安全体系。从微观的日常生活层面来看，数字经济的兴起促进了数字支付和电子交易的普及，这增加了金融系统面临的安全风险，网络支付和电子交易的便捷性也带来了网络欺诈、身份盗窃和支付安全等方面的挑战。此外，数字经济催生了金融科技创新，如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的应用。这些创新可以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便利性，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例如，区块链技术的安全性和智能合约的执行可能存在漏洞，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面临算法偏见和隐私问题。稳定的金融体系能够提供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确保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和合规性，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欺诈和不当行为的伤害。

　　金融安全关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金融安全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保障和基础。全球各个国家都已经步入金融化生存竞争时代，世界经济的格局正在经历着重大变革，国家间的竞争压力也逐渐加大。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汇率以及利率的操控、债务实行货币化、金融制裁等措施皆为金融化生存竞争的手段。2022年2月27日，美国、欧盟及英国发布对俄罗斯制裁“升级版”的联合声明，承诺对选定的俄罗斯银行禁用SWIFT系统，同时承诺对俄央行的外汇储备实施制裁。金融制裁已然成为美欧转嫁经济风险，维护和强化金融霸权的抓手。因此，我国应重视自身在金融领域内的国际竞争力，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以及核心利益。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正走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金融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其作用也更加凸显。我国应该借鉴他国的成熟经验，并结合自身的特殊国情，用好、用活、用对金融手段。我国应该重视金融安全的相关问题，将金融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上，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保障。

　　我国金融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其背后的逻辑

　　“脱实向虚”现象“阻”金融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社会资源是有限存在的，金融的过度扩张将会挤占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侵占本该属于实体经济的社会资源，进而分走实体经济的利润，加大财富分配的差距，阻碍共同富裕的实现。近年来，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现象频频发生，这些现象的出现，不仅会损害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对金融自身的稳定与发展也会造成负面影响。资产泡沫化不仅仅出现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我国2015年出现的牛市、2016年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以及2021年5月虚拟货币市场呈现的大跳水现象，这些皆使我们深感资产泡沫化的威力，而生产价格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均维持在调控目标的范围之内。因此，泡沫的本质并非创造新的增量财富，而是一种虚拟“游戏”，是对存量财富进行再分配，常常伴随的是“用钱再生钱”的现象。当所有人都为了争夺更多现有的蛋糕而不去将蛋糕做大时，财富就无法保持可持续的增长和更合理的分配。当发生过度经济刺激以及信贷扩张现象，致使市场中货币的数量过多，而优质的实体项目并未随之增加时，就会造成过量的资金无法全部投资合意的项目，进而产生资金短期投机导致“脱实向虚”现象的频发。

　　地方政府债务“碍”金融安全。财政部数据显示，2022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108818亿元，比2021年下降2.1%，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25039亿元，比2021年增长6.4%。支出扩大与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等因素，致使地方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截至2022年12月，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50618亿元，同比增长15.1%，且自2018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同比增幅均在10%以上。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结构的角度来看，主要包含两个特征。首先是对地方融资平台施以隐性保证来筹措资金，其次是以银行贷款为主要资金来源。这与其他国家发行面向金融市场的地方公债不同。我国地方政府将发行地方债视为筹措资金的一种手段，将筹集的资金纳入地方预算以备调用。据招商银行研究院统计，2021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率为105.4%，根据年初预算，2022年底，地方政府债务率预计将达到113.2%。据BIS统计，2021年我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为72.2%，同比增长4.49%，且自2012年以来均呈现上涨趋势。宏观经济高杠杆率对金融、房地产行业皆有较强的经济依赖度。在经济下行、需求收缩、实体经济遭遇困境的背景下，地方债所带来的风险将主要由银行机构承担，一旦地方政府无法承担责任造成债务违约，将引发银行机构的流动性风险。若转移到房地产行业，则会导致房地产行业泡沫化，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产生螺旋效应，将可能引致金融危机。

　　金融安全遭遇挑战“藏”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透过现象看本质，当前的金融风险是经济金融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叠加共振的必然后果。要保障金融安全，化解金融风险，就必须了解挑战金融安全的原因以及逻辑。从世界各地金融的发展历程来看，不论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其金融安全遭遇挑战甚至发生金融危机，无一不是因为此前货币信用的过度膨胀。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对房地产行业具有很高的依赖度，容易因资产泡沫化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2022年1—12月，全国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47566亿元。地方融资平台没有形成规范的风险规避机制，极易发生地方债务风险。我国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大量资金涌入基础设施领域以及房地产领域，致使实体经济杠杆率上升。据Wind数据，2021年我国直接融资占比为14.36%，低于2020年直接融资比重8.06个百分点，间接融资仍是我国的主要融资方式，且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高达152.8%，一旦产业结构在调整过程中造成资源价格的较大波动，将会引致金融风险。与此同时，泛金融类业务所产生的相关风险亦可激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尽管我国正在不断改善金融市场环境，但由于融资需求与正规渠道资金供给不平衡，很多小微企业只能通过民间融资渠道来筹措资金，造成影子银行数量激增。互联网具备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优势，互联网金融以互联网为依托在各个行业广泛渗透，形成了涵盖各行各业的互联网金融业态。但互联网金融由于起步晚，网络的共享性以及个人对信息保护意识的薄弱，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时有发生；很多互联网金融平台出现非法集资、庞氏骗局等“非金融”的现象，极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挑战金融安全。

　　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对策建议

　　金融应回归服务实体经济之本源。从需求侧来看，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中，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商业银行信贷除了继续支持投资、净出口领域附加值高的行业、企业和项目外（不包括政策性金融），要重视对消费信贷结构的调整。要提高直接融资在总融资中的比例，提升融资方式的灵活性，进一步促进融资结构的多样化，打造可以满足实体经济相关需求的金融链。金融机构要从以银行为主导、信贷为主要业务的单一型结构转变为多层次、立体化的多样型结构。要鼓励发展中的中小型银行与民营机构完善融资制度，保障准公益性的产品与基础设施的建设性融资。商业银行必须改善对科创行业的服务模式，谋划出可以满足科技创新企业资金需求的金融服务模式，针对创新型企业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找到金融给予资金支持和防控风险的平衡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为乡村振兴带来资金支持，助力农业产业链升级；可以拓宽金融服务范围，为小微企业带来个性化服务，助力其做大本体；可以为三创带来均等机会，助力全国创新领域的发展。随着产业向数字化、绿色化、生态化转变，传统金融机构必须向生态金融机构转型升级。生态金融机构已经突破了传统金融机构的信贷观念，机构的相关方不再是单纯的资金借贷关系，也不同于国外银行为客户提供产业投资和管理咨询服务等类似于投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其本质是利用科技金融建立金融机构与非金融企业以及个人客户之间共同成长的机制，而这种机制的形成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要防范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数据泄露的风险，加大对非法数据交易的惩戒力度，建立网络安全审查机制，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促进数字普惠金融机构高质量服务于实体经济。

　　思想先行与风险治理齐抓，助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加强全民对安全发展重要性的认识，摒弃“重救轻防”的发展理念，构建稳定的智能型公共安全网络，保障金融长期安全稳定。要定期开展制度合理化建设，对金融的发展战略、发展形势以及发展方针政策定期进行完善，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奠定坚实的金融安全基础。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金融监管上的重要作用，强化职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受逆全球化、“黑天鹅”的影响，我国经济存在下行压力，但以长远眼光来看，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应继续深化改革，推动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进一步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国际标准促水平提高，降低因结构不合理诱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

　　改革与坚守并重，筑牢国家金融安全的“防火墙”。防范金融风险，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在本质上离不开改革。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其改革必须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相适应。要准确把握金融发展的规律，以我国自身利益和经济安全为根本，学习借鉴外国成熟的经验，加强维护金融安全能力的建设。要抵御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必须综合考虑国内与国外的环境因素，既要足够重视国内容易引发金融风险的因素，也要对国际上的相关因素进行科学预判，切实增强风险的防范意识，确保国家金融体系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面临着因他国财政或货币政策调整所产生风险外溢的挑战。为此，我们应以主动的态度去应对金融风险，增强忧患意识, 保持战略定力；要坚持以预防为基础，守住底线；要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构建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来监管跨境资金流动；要不断完善CIPS系统，推进数字人民币标准化建设；要加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为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规模奠定基础；要加强监管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实现金融监管的全面覆盖，筑牢金融安全的“防火墙”。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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