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的劳务经济红利

　　自2004年“用工荒”的警示发出后，经济学家判断中国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自此，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至今。

　　根据农村问题专家贺雪峰的调查，在我国珠三角和长三角这样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总数占比不超过10%，与70%以上占比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在发展阶段上形成了显著的差异。正是这种发展的差异形成了丰富的劳动力市场。

　　县域经济联结着城市与乡村，为乡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城镇就业的机会，为城市工业与服务业提供劳动力资源。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跨省就业的意愿呈下降趋势。在经济整体发展、就业机会和收入相差不太大的前提下，人们更倾向于“家门口就业”。可以说，县域经济迎来了发展的人口红利。

　　我们在关注县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关注到劳务经济，本期我们报道了以顺德、嵊州为代表的发达地区如何“抢人”“留人”，山东梁山县如何提升劳动者专业技能，以及宁夏、贵州等劳务输出县域如何从提升劳动者素养和社会福利入手服务于高质量的劳务输出。在经济回暖为主线的重启之年，地方政府和经济市场在全国范围内达成了尊重劳动者、培养劳动者的社会共识。

　　一方面，繁荣劳务经济的核心是劳动者素养的培养，这既是劳动者本身“从谋生存到谋发展”的发展需求，也是劳动力市场的核心需求。劳动者有一技之长，根据自身特长和兴趣，考虑长远发展，与社会需求相呼应。除职业技能之外，劳动者职业素养的增强也是当下重要的研究课题。

　　另一方面，劳务经济是对地方政府的重要考验。“抢人大战”背后支撑的是地方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劳动者是否能在一个城镇安顿下来，这个地方是否能有长期的源源不断的资源吸引力，政府要做长期的考虑，涉及劳动力自身的福利、亲属随迁、子女入学、养老等问题。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五十岁以后劳动力回乡潮，是地方劳务经济值得警惕和关注的现象。

　　20世纪90年代初的某一天，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海克曼游说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助理劳伦斯·萨默斯，希望政府确保贫困家庭3～4岁儿童的教育机会。他说：这个政策建议并不仅仅是出于某种善良而含糊其辞的愿望，而是讲求实际的投资，能够以减少社会福利支出、降低犯罪率以及增加税收的形式带来实实在在的回报。

　　在人工智能时代，在大家开始讨论哪些工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时候，培养更多社会真实需要的劳动力，正视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继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之后县域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新一轮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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