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你心理健康

　　文/粟子骞 刘致岩 庄彤琳 逄昀睿 焦旸越（复旦大学）

　　助人，自助

　　自我安慰、达成自洽、尽己所能，是2020级中文系学硕班心理委员邢岳总结出的精神激励法。

　　“毕业前，我想和班里每一位同学好好聊一次天。”3年前邢岳在班级心理委员竞选发言中说道。担任研究生班级心理委员——这是她“本科时萌生的小梦想，也是真心想做的事情”。

　　邢岳的小梦想是在反思中萌芽的。本科时，她自闭且社恐，在校园内几乎只和舍友相熟，这让她渐渐开始反思自己社交圈的狭窄。大二时，她骤然得知自己从高中就开始喜欢的偶像自杀的消息，震惊、悲伤、困惑之余，她想试着知道，如果在生活中遇见像偶像这样的人——被无数人喜欢却唯独不喜欢他自己，应该如何帮助他，怎么告诉他活在这个世界是值得的。

　　反思和苦恼在心中发酵，“快乐地生活”成为邢岳追逐的意义。这种意义既是她自己的需要，也包含了对他人的祝福和希望，“自己要快乐地活着，一定要扩大自己的社交圈，要让周围的人都是开心的”。在担任心理委员后，她觉得与其说自己在工作，不如说在做自己，“和不同的人聊天，在朋友圈里面分享提问箱等，这就是我喜欢的事情”。

　　邢岳的微信名是“能量姐姐”，后缀是闪亮星星的表情符。对她来说，成为心理委员，“是星星绕轨运行点缀苍穹般的使命，是给予能量也是收获能量，是助人也是自助”。

　　和邢岳一样，2020级汉语言文学系班级心理委员康启蕙，在初入大学时一度因离家甚远，难以适应而感到慌乱。在情绪低谷时，她既意识到心理调适的意义所在，也希望借助心理委员的工作接触更多的同学，让自己更快地融入集体。

　　2020级物理系的心理委员汪愉翔，也曾因学习压力大，有过心理求助的经历，但并没有达到自己期待的效果。于是，他从了解自己的心理入手，增强自我情绪控制力，进而通过自己的经验，帮助其他同学一起走出心理困境，实现自助助人。

　　在曹高举老师看来，成为心理委员，首先要有热情，其次要具备人际沟通的能力，“愿意为同学们付出，到班级中去开展工作。同时，具有很强的同理心，这样才能够完成心理委员的职责”。

　　在日常工作之上，心理委员们还不断进行着多样的探索和尝试。公共卫生学院本科生心理委员张天仪，介绍了曾经组织过的丰富多彩又紧贴需求的心理活动，比如针对新生破冰的“心理嘉年华”活动、“体测充电”中爱的抱抱与能量补给、疫情期间的谈心茶话会……“面对生活方式的骤变，如何帮助同学们缓解负面情绪，寻找精神共鸣，在不确定的生活中把握真实感，心理委员们也需要不断摸索学习。”

　　2022年暑假期间，汪愉翔开始在班级微信群举办“晚安物语”的活动，每晚睡前在群内分享好书、摘抄以及转发健康小贴士，这项活动一直延续至今。于他而言，每晚分享推送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康启蕙则受到某微信公众号的启发，推出了暑期的“周末推送”。“每篇阅读的浏览量都能超过班级人数，达到这样的效果，我已经很开心了。”康启蕙笑着说。除了浏览量喜人外，还不时能收到同学的自发投稿，曾有一位同学写了2000字的推荐，这带给她许多惊喜和感动。这些小细节也成为激励康启蕙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源泉。

　　在多种探索和尝试中，Tape提问箱以其匿名性赢得了受访心理委员的一致青睐。

　　康启蕙所在班级常年保留着一个名为“心委的”提问箱，白底头像上有线条勾勒的人形，双手自然垂落，仿佛随时行走、时刻倾听。多年来，提问箱接收着形形色色的倾诉与分享，成为情绪流转的半亩方塘。有抱怨课程难度的，也有倾吐成绩不佳郁闷的，还有袒露感情关系中小纠结的……

　　但康启蕙在担任心理委员后，意识到提建议并不简单，甚至很容易陷入误区。“同一个问题背后可能有着不同的原因，同一个方法也并不适配所有人。一旦你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不适用或者意见本身就有问题，给对方带来的就是更为实质性的伤害。”面对陌生的情境，康启蕙会主动克制自己提建议的心理，而试着提供助产式的支持：“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你现在停滞不前。”

　　爱莫能助

　　在邀请同学共游精神之海的过程中，心理委员们的激情常常触礁搁浅。

　　寒假期间，汪愉翔曾试着组织爱好相近的同学一起打卡，却因疫情而暂停；康启蕙尝试邀请同学们互相写邮件，但由于参与者很少，活动没有达到预期，就连卓有成效的“周末推送”也一度中止。

　　“一周一推很耗费时间，周三前找好资料，周四就要写出文稿交给排版的同学，其实节奏还是蛮快的。遇到期中或期末，我自己焦头烂额，也没有心思坚持下去了。”康启蕙沮丧地回答“周末推送”一度中止的现实原因。

　　类似情况时有发生，心理委员们施展才干的激情常常在现实面前屡屡受挫。跟心理委员不够熟悉，不信任心理委员的专业水平，不知道什么问题可以求助心理委员等，都是横亘在同学和心理委员之间的大山。

　　即便心理委员接收到某些同学的主动求助，也多出于私人关系“够铁”，而非心理委员的职务身份——这是不少心理委员目前遇到的困境。

　　2020级汉语言文学系班级心理委员汤俊骞，曾举行过一次“光草夜聊”的活动，但来参与的只有几个好朋友，单纯想参加活动的人寥寥无几。“我以为会有很多同学一起来参加，但是最后只有朋友来捧场，根本没什么人来。”汤俊骞无奈地说，“完全没有达到心理服务的预期。”

　　另一方面，就任后的心理委员们也迅速发现了这份职务与想象中的差异——自己的能量常常在现实中流失。

　　2022级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班级的心理委员小羊，在朋友眼中是一个善于倾听别人心事，输出情绪价值的人。但成为心理委员后，她发现自己更多承担的是一些非常具体、繁杂的任务，这给她带来了一种落差感。而小羊和同学们遇到的各种烦恼也会让她有“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我还是要想出个办法”的困扰。邢岳也分享了自顾不暇的情况：“虽然我展现给别人的一直是积极向上的形象，但其实我本人是非常敏感、很容易难过流泪的人。”尤其在研究生一年级时，因为对“传递正能量”存在巨大执念，邢岳背负了巨大的重担。

　　心理委员在自助、助人时，也会有无能为力之感，他们也需要一些帮助。

　　守望相助

　　据曹高举老师介绍，每一位心理委员都会在入学第一年开展为期一年的专业培训。培训形式以讲座为主，兼有部分体验式活动和团体训练活动。通过培训，心理委员们不仅能了解大学生群体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还可以学习心理健康活动设计、人际沟通等实操技能。“这对于我们开展心理健康活动大有裨益。”小羊表示。

　　“糖心旦”作为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指导下的一个朋辈心理互助的社团，也成为心理委员们“经验的交流地”。在邢岳看来，她在“糖心旦”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同为心理委员的那群人，大家相互交流、学习，碰撞出很多灵感的火花。汪愉翔则在“糖心旦”积累了很多经验，也借鉴应用到班级活动中。

　　曹高举老师说：“大家可以信任我们的心理委员。”他们虽然不是执业多年的心理专家，但他们是更贴近大学生群体的倾听者、沟通者和陪伴者，而且“他们背后有专业的团队，有方法论教学中心，有同辈交流平台”。

　　同时，曹高举老师让心理委员们把复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当成自己的家和充电站，“当你无法靠自己克服困难的时候，还有很多后援力量会八方支援”。

　　“心理委员的工作多是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默默开展的，但常常在波澜不惊中防患于未然。”曹高举这样评价。

　　无论是为了自助而助人，还是在助人中实现了自助，给予和获得的故事，一刻不停地被酝酿、书写与传递。

　　责任编辑：丁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