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价值观分歧的45年

　　当今时代最需要的便是承认价值观差异的同时寻求合作。日本国民应该好好学习一下为何1978年日中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以及条约的意义所在。

　　文 | 鸠山由纪夫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下简称“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于1978年。在此之前的1972年，两国政府还发布了《日中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这两份政治文件让日中关系实现了飞跃性发展，可谓是两国关系的基础。如今，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为所谓的“价值观外交”摇旗呐喊，而那个年代即便价值观不同，日本和中国依然能求同存异。

　　这种“求同存异”的意义尤为重大。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是为了克服价值观的差异，构建日中睦邻友好关系。正是有了这份条约，日本和中国随后在文化、科学、社会等各层面的关系实现了飞跃性发展。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尤为活跃，众多日本企业成功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友人也来到日本投资、观光旅游。

　　和平友好条约是日中构建友好关系的起点，我始终认为该条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被当作扩充军备借口的“台湾有事”

　　去年乌克兰局势恶化，日本社会出现了“今日之乌克兰即明日之东亚”等言论。我认为这类观点毫无道理，大错特错。归根结底，俄乌冲突并不是单纯为了扩张领土而引发的，而是源于欧美谋求北约东扩，特别是美国的战略意图而爆发的。俄罗斯无法接受北约东扩至乌克兰，同时乌克兰东部地区拥有众多讲俄语的人口，而那还发生了类似“民族净化”的杀戮行为。欧美拒绝了俄罗斯呼吁停止有关行动的要求。这也是导致俄乌冲突爆发的一大因素。基于这些来龙去脉，我并不认为同样的冲突会在东亚地区发生。

　　关于当下一直讨论的中国威胁论和“台湾有事”，我认为只要台湾不在美国、日本的怂恿下迈出“独立”的关键性一步，那么中国是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的。日本只要认同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同属“一个中国”，地区就可以实现稳定与共同发展。日本自民党中的鹰派是为了强化日本的军事实力，故意煽动“中国威胁论”和所谓的“台湾有事”。

　　去年底，日本政府内阁通过的新“安保三文件”便是一个典型。其中常提及的是致力于“拥有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为此，日本政府声称必须强化军事力量。如今的大趋势是日本意图突破迄今为止防卫经费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1%以内的框架，提升至GDP占比2%。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

　　关于国家间的博弈，有一个术语叫作“安全困境”。当一方加强军事力量时，另一方也会努力提高自身的军事实力，由此反而加大了双方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当下日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行进，非常危险。日本和平宪法规定，日本放弃战争手段，不得诉诸武力以解决国与国间的纷争。如今日本却制造假想敌，进而试图拥有破坏敌方基地的军事能力，这等同于试图拥有战争中先发制人的能力。这是日本宪法明令禁止的事项。

　　另一方面，今年4月6日，在中国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在北京正式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对此，我给予高度评价。沙特和伊朗复交当然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不仅如此，对于世界和平，中国也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是近年来中国的又一项重大功绩。

　　以“仁”与“恕”的友爱精神

　　推动“一带一路”合作

　　我认为抓住45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日中两国应该思考如何进一步深化和平友好的关系。而“一带一路”合作便是其中线索之一。

　　我曾多次建言日本应该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开展合作，然而日本政府却不为所动。最主要的理由或许是，过去30年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而中国却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超过了日本。如今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3—4倍。日本对此或许心怀嫉妒。

　　日本排斥“一带一路”的另一个理由则是所谓的“债务陷阱”。有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之中。可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无法偿还债务，直接蒙受损失的不是借款方，而是中国本身。中国不可能希望这种情况发生。近来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对于深陷债务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相比所谓的“债务陷阱”，其他因素带来的困扰更大。

　　我以前与习近平主席会谈时，曾向他介绍我所提倡的“友爱”理念与《论语》中孔子论述的“仁”与“恕”密切相关，并提出希望依托友爱精神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习主席则回应称，正是如此，他特别希望用“恕”的理念推动“一带一路”的发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事物或行为，也决不强加于人。

　　“一带一路”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开展合作的，日本理应参与合作。比如在第三方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日本可以和中国合作，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高质量的投资。两国完全可以在“仁”与“恕”的友爱精神指导下推动“一带一路”合作。

　　当下亟须尊重价值观的差异

　　和平友好条约对于今后的日中关系依然很重要，在当前形势下则更显弥足珍贵。正如开篇所述，和平友好条约以及此前的联合声明都表达了两国克服价值观差异，携手向前的意愿。如今的大氛围却让人觉得只要彼此价值观不同，便是敌人。当今时代最需要的便是承认价值观差异的同时寻求合作。《论语》以及日本古代的圣德太子都主张“以和为贵”。当今时代需要“以和为贵”，如果世界走向“阵营化”，任何一方都将蒙受损失。

　　因此，日本国民应该好好学习一下为何1978年日中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以及条约的意义所在。此外，为了实现本国的发展，我们一定要强烈地意识到，日本必须成为一个和平国家。所谓的同盟关系意味着发生战争时也要为盟友披挂上阵。因此，我认为现在也是时候重新思考日美同盟存在的意义了。

　　（编译：吴文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