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或者战斗——关于世宾和他的诗歌

　　游子衿

　　认识世宾是在他年轻时候，20多岁，大学毕业后骑着一辆摩托车，每到周末就从鹤山往广州跑，去见他的诗友们：东荡子、黄礼孩、温志峰、浪子、陈小虎、江城……那时候他和广州的一帮诗人一起办了一个诗歌民刊《面影》，而我在梅州办了《故乡》，我们因此相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广州的一个夜晚，在一条散发着臭气的河流边，喝啤酒聊诗歌。那晚还有陈初越、张郁晖在一起，约好的江城没来。

　　见面之前读过世宾的诗歌，感觉是一种质朴的抒情。他的诗歌里没有太多的象征、隐喻，以及其他一些炫技的成分，而是直接走向言说的中心。会有一些技巧的成分，但都是为了言说的生动而出现的。这样的诗歌，既不那么前卫，也不显得落后，决定诗歌质量的，往往是它展示了什么，而不是它怎样去展示。这是世宾的诗歌的一贯风格，我们今天读他的诗歌，和他初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相比，在风格上看不出有丝毫的改变，他一直就是那样写诗的。我曾多次批评他数十年都在用一种方式写诗，看不到改变，是一种难以想象的事情。现在想来也许没有必要，因为每个诗人的写作方式都不同。

　　当然那晚没有说起这些。上世纪90年代的广州，处于葳蕤勃发的状态，荒地上冒出了新绿，充满了生长的欲望。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话题，这些话题当然与诗歌有关，但散乱，缺乏方向性，以至于初越感到话不投机，中途告辞。我当时也是孤身走在现代主义旷野上，还没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向，已经许久没有写诗。所以那天晚上到底谈了些什么，我已经彻底忘记了，只记得世宾喝起啤酒来是一把好手，一瓶一瓶地干下去……

　　那晚的他只是谈论，并不像后来显得那么好斗。

　　世宾是土生土长的潮州人。潮州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著名的“华侨之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小时候的世宾清秀、机灵，像所有小孩一样好动，爬树、游水，在田野中奔跑。父母都是教师，出身于教育世家，他几乎也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但最后，他成为了一个诗人。

　　我看过他中专毕业在小学教书时的照片，戴着一副眼镜，青春羞涩的微笑，让他看起来还有一点儒雅，但在我第一次见他时，那一点儒雅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青年奋进的气息，壮实，带着一点莽撞与迷惘。他几乎不谈诗歌之外的话题，但这些谈话多流于枝节，在一些横截面上停留过多，他和那个时候在广州的诗歌兄弟一样，每次见面都在喋喋不休地谈诗，但别的诗人几乎无法参与他们的讨论。我曾在一个夜晚去圣地居的一家大排档见他们，在场的还有东荡子、老刀等人。老刀喝醉了，拿着手机在和前妻没完没了地争辩着什么。世宾和东荡子在讨论诗歌，但我听了很久，也没弄懂他们到底在说什么。那不是我不具备理解的水平，而是他们显然围绕这一个问题谈了很久，导致这个话题已经失去了方向。

　　那晚好像是第一次见东荡子，他说没读过我的诗歌，暂时不对我做什么评价，但对我具备的女人缘表示了适度的愤怒。是的，在场还有一位带着眼镜的女人，是他当时的女朋友。

　　东荡子无疑是对世宾影响很大的一位诗人，他是一位出色的诗歌鉴赏家。因为僻处梅州，和他们一起的机会不多，我不清楚他在诗歌道路上具体给了世宾哪些建议。相比他们的作品，能看见一些接近的东西，尤其是世宾这些年的诗歌，似乎更接近了东荡子诗歌中的某种艺术特征。但他们长年累月关于诗歌的谈论的细节，外人是无从得知的。世宾无疑非常珍视这份友情，在东荡子去世后，他付出了非常多的时间与精力，为这位老友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情。

　　我和世宾同岁，说来也是同一茬出道的诗人，但我们在诗歌写作上极少交流。这不仅仅是因为地理位置上的阻隔，更多的是性格的原因。我和世宾与其说是诗友，不如说是生活中的朋友，我去广州时必定会去找他，他也会到梅州来找我。我们在一起游游荡荡，吃饭喝酒，一起处理爱情生活中的麻烦事。至于诗歌，各写各的，很少拿到桌面上来讨论。前一阵子在潮州举办世宾新诗集《交叉路口》的交流会，评论家陈培浩说，我和世宾写的是完全相反的两种诗歌，这话没毛病。也说明诗人之间其实不需要有同样的艺术追求，才可以做朋友，只要在品格上彼此认可，相处起来心里舒服，友情就可以持续下去。在广州的诗歌圈里，世宾经常强调诗人交往的基础是“友谊和诗歌”，友谊就是气质、性情相投，使人在一起快乐；而诗歌使人深邃，两者互相深化。

　　我想世宾的诗歌风格和他的性格有关。相比很多人，他的心思单纯得多，因而也勇敢得多。他的勇敢体现在对生活道路的选择上。在华南师范大学毕业后，他在鹤山市政府就职，正儿八经的一个公务员。两年后，他就辞职了，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这个选择本身是需要勇气的。辞职后，他进了《南方都市报》当编辑，在广州租了一个简陋的楼顶单间住下。这份工作没干多久，也辞职了。具体原因依然不得而知，后来约略听他说起，对报社的人事关系并不能适应。书生意气，大抵如此。其后打过一些零工，收入不稳定，生活想来有些困顿潦倒。那时候和他偶尔通一下电话，也感觉到语气的低沉。

　　勇敢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还有这么一件往事——

　　世宾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校门口遇到几个“白粉仔”在纠缠一个女学生，路人都敢怒不敢言。世宾路见不平，上前喝止。一番争执后，双方约定时间、地点决一胜负。结果是世宾依时前往，“白粉仔”却不见踪影。如果说，这是少年意气使然，还有一件事，则是内心正义的选择。多年前，世宾的一位女同事不堪同单位败类欺压，出具一份声明，以证自身清白，请求单位同事签名作证。世宾了解事情的原委，痛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的这位女同事后来跟我说起这件事，说，我一辈子都会尊重世宾。

　　这份尊重当然也影响了我。

　　我的生活中缺乏这样的勇者，我自己也不是。我的勇敢只在诗歌生活中存在，在社会生活中我是一个软弱可欺的人。

　　在诗歌生活中，世宾当然也是勇敢的。

　　世宾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诗人，他一直都要求自己的诗歌介入社会生活，成为嵌入这个时代的一块砖。可能很多人还记得，在新世纪之交，世宾在广州发起了“诗歌污染城市”的运动，组织一批诗人，把印成传单的诗歌贴满了广州的大街小巷。这个运动是成功的，为越来越小众的诗歌狠狠刷了一把存在感，市民和媒体都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据说他们在贴传单的时候，“相关部门”人员发现了，也只是不失礼貌地劝阻，并没有很过分地对待这些举止怪异的行为艺术家们。

　　但在诗歌写作上，要成功地嵌入这个时代并不容易。2009 年，为寻求突破，世宾躲进小洲村三个月，写出了一批现实题材的诗作，对当时发生的各种社会现象、事件进行诗歌还原与批判。结果可想而知，那批诗歌写得更具有新闻价值，而不具备诗歌价值。包括他那首很多人都读过的《碎了》，还遭我专文痛批。

　　理念上的形成是容易的，技术上的抵达则需要长时间的磨练。广州是一线城市，来来往往的诗人不少，带来各种诗歌理念的碰撞，身处其中，内心的骚动应是持续不断，紧迫感油然而生。但这种快节奏，却常常破坏了诗歌写作者应有的状态，那就是：沉潜，还有就是放松。一个诗人，如果内心里有个声音，时刻告诫自己：我应该写什么，我不应该写什么，那就是另外一种不诚实，会毁了自己。巴别塔不可能一天建成，建造巴别塔的技术也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那时埋头硬闯，却又找不到出路的世宾，内心应该是苦闷的。但那时候广州的诗歌生活，却又是丰富多彩的。入夜，诗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大约是世宾、东荡子、江城、黄礼孩、浪子、安石榴这么一些人，喝酒，聊天，一群人站在午夜的街头，唱起忧郁的歌。歌词大多是自己写的，我曾听世宾唱起过这么一段：“……姑娘，今夜我们相对而坐，黑色夜空缀满星星，你为什么不说？说出心中的爱情？我望着你，冰凉的面容，望着你，比我的忧伤还长的黑发……”

　　他说，那是广州诗坛最好的时候，生机勃勃，充满朝气，青春的气息在城市的上空荡漾。

　　2003年，世宾和东荡子、黄礼孩共同提出了“完整性写作”的诗歌概念，并完成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专著《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这本书于2005年在民刊《诗歌与人》发表，2009年正式出版。随后，由世宾、陈培浩主编的《完整性写作（上、下卷）》出版，汇集了主编者以及耿占春、谢有顺、夏可君、王小妮、蓝蓝、沈苇、朵渔等国内一众大咖的理论文章和诗歌作品，为“完整性写作”站台或背书。当时，我已读过世宾完成《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后的初稿，对其观点表示认同。事实上，关于“完整性写作”的核心提法，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无法不认同的。

　　——“完整性写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创伤性生活的修复，使具有普遍性的良知、尊严、爱和存在感长驻于个体心灵之中，并以此抵抗物化、符号化和无节制的欲望对人性的侵蚀。通过对现实的评判而抵达人的完整，以人的完整照亮现实的生存，直至通过语言重新建构一个诗性的、诗意的世界。

　　——诗人在他的日常生命里，通过对人类文化的吸收，重建一种新的生命意识，或者说，从日常的、庸俗的生命意识和自我定位里抽身出来，建立一个完整的诗歌人格，以此观照世界，想象新的世界的可能性，并通过语言把这世界制造出来。

　　——“完整性写作”要求诗人不断地去追寻人格的自我完善，以良知去观照现实和想象世界，并努力通过语言去创造一个宽阔的、有尊严、有存在感的世界，努力抵达人类的精神深邃之处。

　　在我看来，世宾“完整性写作”的提出，更像是对这个时代的诗人提出了道德要求，以及对诗人使命感的重申。它本身不具备什么新意，但在当时口语诗、下半身写作等低智商写作泛滥的中国诗坛，它又是有针对性的，像一面鲜亮的旗帜，在风雨中树起，让人重新看见崇高和勇敢并未在中国诗歌中消失。当时尚健在的老诗人郑玲读了《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有这样的诗人，在广州我不再感到寂寞。”

　　世宾和他的朋友们希望“完整性写作”成为一个诗歌流派，但至少目前为止，这并没有成为现实。一开始云集的诗人、理论家们，自然是表示了认同，但也仅仅是认同而已。对诗歌，他们都有自己已经成型的认知体系，或已经明确的诗歌道路，不可能中途弃之。况且在技术层面，它没有足够地体现挑战或打破现有写作方式的力量，使“完整性写作”停留于一个目标，或一种理论，没有更长久的追随者去实现它。或许世宾也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做一些努力，但近年来，我已经很少听他谈起。

　　又或许他是不愿意跟我多谈，因为每次和我说起诗歌，若我真实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我们总是会有一番唇枪舌剑，然后就是我很快选择沉默不语。其实他不知道，我是“完整性写作”的认同者，并觉察到它的时代意义的。但我依然有我自己的路要走，认同是一回事，追随又是另外一回事。其他的诗人也大致如此。尤其在广东，一个明显的现象是，诗人们在一起兴致盎然地谈天说地，回去各写各的诗歌，要他们抱团前行，基本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世宾选择了一种决然的姿态。几乎在任何场合，他都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宣扬他的诗歌观点，不容别人反驳，也不容别人保留，缠斗到底，完全是一副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姿态。结果是那些年月，我好几次都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周围的人，坐着的，站着的，等他说完，都不再说话。长时间的静默后，世宾站起来，一个人离开，完成了一个诗坛孤勇者的造影。

　　“完整性写作”的实施，需要时间，需要一批更年轻的诗人，从更早的阶段，走上这条道路。

　　但“完整性写作”对世宾本人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当时，他从浪子、黄礼孩等人的书堆中抱走了所有具有参考价值的书籍，黄卷青灯，呕心沥血，20多年来一直在创建和完善这个理论体系。在东荡子去世后，他又往前推动了一步，提出“境界美学”。“完整性写作”的每一个节点，都深深浸透在他的血液里，在生命中流淌。他以后的诗歌创作，都是遵循着其中的准则。

　　他的家乡潮州为他举办了诗集分享会，我应邀参加。潮州和梅州是毗邻的两个城市，都是“华侨之乡”，一衣带水，潮客文化相互交融，两市的诗歌界一直来往密切，诗人们更是哥哥、妹妹、姐夫之间的关系。举办一些重要的活动，都会互相邀请，不仅仅因为世宾是我多年老友。

　　我们在宽阔的韩江河畔见面。1969年出生的世宾已经53岁了。减肥成功，让他的身材显得修长挺拔了些，依然是留着胡子，但和鬓角一起，都有些花白了。他的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眼睛偶尔会看着风吹来的方向，看起来不像以前的斗志昂扬。我比较喜欢他现在这个样子，一个诗人，不要总是像一个战士。

　　分享会举办的时候刚好遇上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获奖，其获奖理由为：“以勇气和临床医生般的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勇气，这个词再次来到我们面前。杨克在发言中分析了中国作家在诺奖评选中的一些情况，关于理想主义在诺奖中不断被强调等。分享会并没有沿着诺奖的话题延续下去，因为勇气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世宾的写作中并不缺乏。我翻阅了一下《交叉路口》里面的诗篇，看见世宾类似《光从上面下来》这种大而无当的诗歌其实是比较少了，他已经更多地关注那些具体而平凡的事物，从中发现一些微小的诗意并提升其价值，体现自己对“完整性写作”目标的趋近。

　　这未尝不是一个真正令人欣慰的转变，主持分享会的陈培浩也在这方面为他做了辩护。面对我和诗评家向卫国的批评，世宾也没有机会为自己说什么。我想这也没什么，每一个成熟的诗人，都知道自己的灵魂被什么所笼罩，星空广阔，无须争辩。

　　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院子不大，但坐满了来自粤东周边城市的诗人，以及广州来的诗人，韩师的教授、学生。大家轮番发言，有赞赏，有抨击。操办这次活动的丫丫不知躲到哪个角落，偷偷啃我给她带的盐焗鸡翅去了，但现场还有几位不认识的女士，气质优雅，静静地听着大家的发言。她们显然不是诗歌圈子里面的人。

　　第二天一早，礼孩坐我的顺风车去潮汕高铁站乘车回广州。一段比较长的路程，需要40分钟。一路上，我们谈论世宾的诗歌，以及一些往事。慨叹岁月匆匆，我们的身体都大不如前了，该做的事得赶快去做，该写的诗得趁早写。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上世纪末的一个早晨，世宾、小虎和我沿着梅江河岸漫无目的地走，走到梅州迎宾馆时，我们进去上洗手间。我和小虎很快就出来了，在门口等世宾，等了足足有两分钟。世宾经常向我们夸耀说自己的肾功能有多好，我知道他所言不虚。我跟礼孩说，肾是身体的发动机，世宾的身体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他一定还能为诗歌做很多的事情，并且，比我们都将活得更久。礼孩说是。顺便告诉大家的是，礼孩经过漫长岁月的寻找，终于和一位潮州女孩走在了一起，即将成为一位潮州女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