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戛故事

　　摄影并文／杨安迪

　　在中国西南部的云贵高原，有一支具有独特文化的苗族支系，他们主要集中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戛乡，被称作箐苗。他们没有独立的文字，所有的文化均通过头饰服饰、音乐以及口头相传。1995年，在大学从事摄影教学的杨安迪在朋友的推荐下，带着学生来到陇戛寨采风，却不曾想通过影像与之展开了长达26年的命运交织。从最初好奇的偶遇，到参加他们的婚礼，为他们筹集善款改善生活，并一步步见证了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善，杨安迪的上千张照片所形成的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民俗的纪实创作，而是一个人和一个陌生的群体之间互相接纳，乃至互相依赖的精神空间。当然，山里山外文化间巨大差异与发展的落差为这种友谊与情感赋予了更多可谈论可思考的素材。

　　从最初以快照纪实的方式匆匆拍下的人文景观，到工工整整地以客观的视角拍摄下寨子里的房屋、人物，再到以画意的目光拍下生活与劳作的场景，以及表现当下梭戛新貌时近乎导演式的拍摄，杨安迪在对这片土地不断加深理解、情感渐深厚的过程中，频繁地改变着拍摄方法。也许是拍摄时正值世纪之交，大量艺术流派涌入中国，作为大学美术教师的杨安迪对摄影创作的理解也发生了许多不稳定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本就敏感的性格在和梭戛的人与事产生无法割舍的连结后，焦点与情感便难以随意掌控。

　　26年后的2021年，梭戛马路宽敞，教室明亮，杨安迪也觉得这组作品似乎走到了一个节点。他将其整理好后，投递到第28届全国摄影艺术展并成功入选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这组照片则被他称作《时间的河流》。当时这组作品被他以新老对照组的方式呈现。这样的编排明了地展现出时间及其带来的变化，那些人变老了，梭戛变新了。但是由于形式所限，许多更加诗意与饱含情感的目光被排除在外。在联系到杨安迪后，我们对其上千张影像进行了重新观看与挑选，那些被遗忘的，被时代偏好所遮掩的影像被慢慢重新找回。——编者　　

　　走近梭戛

　　1995年那个初夏，动了要去梭戛的念头，刚好教学活动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与我同行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从贵阳坐火车到六枝，再从六枝转乘班车到梭戛。 翻开梭戛的第一页无疑是“在路上”。唯一的一条土路，逶迤向前。它与速度无缘，仿若在婉拒外部世界携带我们而来的一切。第一次，大家通过身体感知到的一路颠簸、有惊无险，竟如此吻合车窗外通过视觉传递的山与山之间的逼仄。

　　短短的二三十公里山路，班车竟走了两个多小时，但感觉总走不出大山跌宕起伏的合围。待抵达乡里的车站，我们才得知目的地陇戛寨仍在好几公里以外。太阳火辣辣地悬在头上，照见的第一幅场景不可思议地出现在我的镜头中：一群身着苗族服饰的人在岩石上爬高下低，如山羊般轻巧；远远望去，他们的身影仿佛被镶嵌在坚硬的岩石上，与灰色的凸凹融为一体。 天际毗连裸石灰色的起伏，波澜一般地褶皱成有暗喻的静默；裸石的凸凹与夹缝中，唯有一窝一窝包谷的摇曳。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梭戛陇戛寨。这不是最终的抵达，而仅仅是一个关于梭戛故事的引子。

　　陇戛寨首先迎接我的是一个小姑娘。她正和她的伙伴在村口的坡上放羊。阳光洒在她们身上。她轻轻挥动着手上的小藤条，呆呆地望着远方。瘦弱的身体，红彤彤的脸。稍后得知，她叫熊绍珍，11岁，为了让哥哥弟弟读书，她不得不辍学在家。她其实很想读书。小小年纪，她承担起家里的许多活路。后来，我每次来陇戛寨都会去看望她，有时甚至寄宿在她家。她一家人都叫我杨老师，很亲热。她在一天天长大。我在第一次的拍摄离开后也一直惦记着她。在那个通信唯靠书写传递的年代，我曾经给她写过信，还买了一些文具用品寄去。她是我为数不多的可以叫得上名的、令我亲近的梭戛人。在我的影像记录中，她始终是被聚焦的。2005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她告诉我，她要结婚了。于是我马上放下手中的事。这一次的拍摄我专为她而来。然而面对我的镜头，她依然是那样的羞涩，欣忭之至，毋宁是在面对她的未来。 我知道自此她将渐行渐远。 新郎是山那边另一个村寨的小伙。婚礼的当天晚上，在微弱的灯光下，1000元的彩礼经过三人之手，数了一遍又一遍，交给了女方。

　　这一天，熊绍珍的姐妹们，还有她的亲人，仪式般地从背景深处簇拥而来。清晨的浓雾，是梭戛山路漫漫的神秘装扮，任由送亲的队伍穿行其中。一路的欢歌笑语，一色的梭戛苗家女的盛装。在伴郎和伴娘的陪伴下，送亲的队伍一直要走到新郎家山寨地界才回去，新娘换上新鞋算是嫁了过去。熊绍珍的伴娘，就是当年与她第一次出现在我镜头中的那个扎着小辫子的小伙伴。

　　她们

　　其实在来到梭戛之前，一开始我就有打算将这个作品做成关于梭戛女性的影像志。而由于和熊绍珍的相遇，她，还有她身前身后的小伙伴们，她的母亲以及长辈，也成了我的镜头中分量最重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梭戛被荒蛮的大山所困，是贵州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主要农作物是玉米和土豆，且产量很少。当地有一顶草帽一窝包谷的说法，也就是说山上哪怕只有一顶草帽大小的土地，也要种下一窝包谷。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我却发现这里的男性平时多是在喝茶休息，大部分的劳动反而由女性承担。因为亲眼目睹了这样的状况，使得我更是对这里的女性产生了极大的钦佩与好奇。她们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成了我梭戛故事的主角。

　　陇戛寨缺水，全寨人的生活用水都取自于山下的一口井。于是，对梭戛苗家女来说，用木桶汲水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事。很难想象一桶水大约有五六十斤重，被她们弯着腰背负着，日复一日，十分吃力地往返于那条崎岖的山路。其他，诸如打猪草、垒石造田、收割庄稼等劳作中，也多会见到梭戛苗家女弯腰负重前行的姿态——这是一个很形象化的再现，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大都落在她们身上。

　　在梭戛拍摄时，我常常让她们直视相机，希望心灵能穿过镜头，呈现在影像的镜子上。她们大多数目光炯然，泰然自若。我想这是她们勇于直面艰难、直面生活的态度，是她们千百年来的精神所在。她们对美充满了幻想，当黑色的假发缠绕在头顶的长角上时，她们显得如此的自信。

　　在贵州黔东南苗族地区，许多苗族都有自己的银饰，在梭戛我从未看见有哪位妇女带过银饰，她们脖子上的项圈，大多是用铜和铝制作。外面还要用刺绣或其他塑料包裹起来，生怕磨损。由于严重缺水，卫生条件极差，日常生活中，男男女女都蓬头垢面。可只要她们穿上盛装，顿时眼前一亮，像孔雀一般的美丽。

　　我还拍过土豆地里的两位老人，后来我才知道她们是寨子里最年长的妇女。她们古老的发饰仿佛将山寨所有的秘密深藏其中。她们没有害怕灵魂会被镜头夺走，反而凑近，好奇地看着出现在她们眼前的相机。在梭戛长角苗的传统中，长角上缠绕着的应该是祖先的头发，直到离世。年轻的一代开始用黑色的毛线代替，既美观又卫生，但却没有了祖先灵魂的相伴。 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母亲，据说是从外寨嫁到梭戛来的。那年的某个冬日，我前去探访她。推门进去，外面的光线也随之照亮了整个屋子和她那美丽脸庞，还有她怀中的婴儿。所有值钱的衣物都放在床上。窗户窄小，背景很暗。这小小的房间，是属于梭戛苗家女的另一个世界。我喜欢拍摄这样的照片，只有两双眼睛的相互凝视，两颗心灵的对照，一种彼此的坦诚和信任。

　　那些纷呈多彩的刺绣、蜡染，同样出自她们灵巧的双手，漫长的文化记忆由此得以保留并传承。这里的女孩从小都要学绣花，伴随着她们童年的梦代代相传——这是苗族文化的重要部分，是穿在身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逢婚娶节庆，她们将自己装扮得如此美丽。记得第一次见到熊绍珍时，她就是在一针一线地织绣，那样的专注，或许这是她最快乐的时光，小小的绣片寄托了她无数的梦想。有一句话很形象：如果说长角苗（对梭戛高山上箐苗支的称呼）的家族历史是藏在女性的头发里，那么这个民族的历史则是绣在她们的衣服上。长角苗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本来就是奇迹，而在这些布上的神秘图案中我还看到了排列和对称，看到了抽象和变形，也看到了秀美和精致，也许其中就深藏着有关这支族群来龙去脉的密码。如此华丽的装束经由她们自己用近两年的时间一针一线地织就，仿佛不是在完成，而是在讲述一个长角苗女性如何成为主角的故事——不为别的，只为了见证穿戴在自己身上的绚丽配得上一次幸福的等待。梭戛长角苗每年有许多隆重的节庆，“跳花坡”是其中之一。这一天，梭戛长角苗女性最美丽的展示，犹如一片绚丽夺目的欢悦之海。她们身着自己编织的盛装，男女翩翩起舞、以歌传情。

　　变化

　　长达 26 年的影像记录，我见证了梭戛的变化。年轻漂亮的箐苗女孩熊华艳，是陇戛希望小学的代课老师。1998年，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在梭戛建成后为培养女性工作者，最早有外出打工经历的她被挑选招入成为梭戛箐苗的形象代言。后来她还曾到挪威学习考察，接受各种文化培训，还光荣当选省人大代表。有年她到贵阳参加人大会，穿着一袭长角苗的盛装，引来无数人关注的目光，记者们的镜头更是毫不吝啬，全身上下狂扫一遍。我问她这次到贵阳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她说：“回去一定要修个卫生间，能有热水器烧热水洗澡。”后来，我听说她回寨子后的确修了卫生间。但没过两年我却得知熊华艳和丈夫离婚改嫁到织金县城去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到底是什么让她离开这里？是因为她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向往更美好的生活？还是因为感到家乡落后，让她放弃了自己的身份和家庭，我只能感到遗憾和惋惜。

　　同样是在1998年的初冬，一次拍摄中我发现一老乡家的土坯房垮了，老人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围栏中。寒风里，他们的头顶只有几块塑料薄膜遮挡着。为了帮助他们解困，我拍下现场照片后，急匆匆赶回贵阳找到各界朋友帮忙。贵阳黔灵山弘福寺80多岁的方丈见到照片后二话不说即刻前往，带去急需的棉被和棉服，还有6万元现金。冬季是梭戛那时最难熬的季节，单薄的衣物，呛鼻的煤烟，到处漏风的房屋，一想起这些,我总忍不住想要去看看他们。早些年，每次去都是大包小包的，把在朋友那收集到的旧衣物给他们带去，看到他们穿着五颜六色，长短不一的“奇装异服”心里总有说不出来的滋味。怎么看都是他们本民族服装漂亮。后来我才发现。梭戛女性的服饰里几乎没有冬装。一年到头就那么一套衣服，冬天也就在里面加上一件旧毛衣。2000年代初，在政府的帮助下，村民们的生活条件开始逐步改善，他们陆续住进了新房，饮水、通讯等生产生活设施日益完备，尤其是村村通公路后，通往县城乃至更远地方的交通也十分便捷，人们也不会再在冬季受冻了。原本光秃秃的石漠化大山现在一眼望去，满是绿色。从前污水横流的老寨，因为一级级重新铺装的石板路变得卫生干净。在人均年收入不足350元的年代，婴儿把米浆当牛奶喝，常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我曾拍过这样一张照片，几个小女孩儿，捧着一碗面轮流吃，快到自己时，那期待的眼神至今难忘。而如今家家也都吃上面条和米饭，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我还曾在1990年代末做过一次“影像调查”，为那些正在上学，面临辍学风险的孩子拍摄肖像，并持续关注她们后来的一切，这些照片我一直小心地保存至今。但好在在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帮扶下，很多不得不辍学在家的孩子，重新回到了教室。 现在梭戛的学校已焕然一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奔跑的身影，带着欢声笑语一次次在我的镜头前掠过。时间是最好的诠释者，这些在阳光下成长的女孩与熊绍珍们被迫辍学在家的那一代，无疑形成某种鲜明的对比。于是，我在2020年左右决定再拍一组这些正在上学的孩子们直视镜头的肖像，拍摄手法也像之前那次一样，极其简单。她们坐在照相机前，看着镜头。我想，一切都在里面了，梭戛最大的变化就在其中。

　　后记

　　每次从梭戛拍摄完，回到贵阳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把所拍摄的胶片冲洗出来，因为自己只能冲洗黑白胶片，彩色负片和彩色反转片都要拿到专门的地方去冲洗，特别是反转片每次都寄到北京，前后要十几天才能看到。每次到梭戛拍摄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为没有任何外来资助，我的几乎所有工资都用来买胶片和车票吃住等。也正因如此，有一段时间我差点就决定不拍了，但好在后来坚持了下来。2016 年至 2021 年，有了孩子的我也曾多次带着女儿前往梭戛，希望她能知道更多的长角苗的过去和现在，十岁的她跟着我去寻找当年所拍摄的和她现在一样年龄的女孩，看着她充满好奇地和寨子里的小孩玩耍，认真地学习画蜡和刺绣。今天的梭戛女孩喜欢的东西很多，听音乐，拍抖音，跳街舞都成为她们的最爱，日常生活中也很少看见绑角的女人，年轻的男女都外出打工。留守寨子里的大多数是老人和儿童。这难免让人有些担心。这么独特的苗族文化，不应该在这一代人身上丢失，我希望这 26 年记录的影像，能成为保存他们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