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家庭的照片

　　编辑：刘东 文：周仰

　　不同于随着全自动“傻瓜相机”的出现而流行起来的家庭快照，当“摄影”和“创作”两个词连在一起，人们想到的大多还是要去远方——或者至少要出门，走上街头。20 世纪 80 年代，被誉为“私摄影鼻祖”的南·戈尔丁（Nan Goldin）出版了《性依赖叙事曲》（The Ballad of SexualDependency），日本也开始出现将相机对准爱人和私密生活的实践，“私摄影”一词进入视野。很长时间以来，这个词更多与身体、欲望、身份认同以及亚文化群体联系在一起，这类探索拓展了我们对于个体存在和生命价值的理解。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些私人空间内的摄影同样值得关注，在这些创作中，摄影师是子女、兄弟姐妹，是后辈，他们同样拍摄私人的故事，但不仅关乎“私”，而是将来自家庭内部的照片变成了探讨社会议题的媒介。

　　理查德· 比林汉姆：《雷是个笑话》

　　20 世纪 90 年代，里查德·比林汉姆将相机对准了自己酗酒成性的父亲雷以及有暴力倾向的母亲莉兹，还有年幼的弟弟杰森，这些照片呈现了比林汉姆一家在伯明翰周边公租房里的生活场景。那个时期，比林汉姆在美术学院学习，这些照片原本是绘画参考，但一位老师看到了它们，最终照片成了作品本身被展览出来——没穿上衣的雷抱着塑料桶喝自酿的酒；穿花衬裙的莉兹沉浸在拼图里；小猫被醉酒的雷抛到空中……艳俗的色彩，刺目的闪光灯，未经修饰的生活，这些照片一经展出就震惊了艺术界。比林汉姆将这个系列命名为“雷是个笑话”，它们像是一出悲喜剧，让人一窥后撒切尔时代英国工人阶层的生活状态。

　　比林汉姆自述，他拍摄这些照片的初衷从来就不是为了让人震撼、让人恼羞成怒或者耸人听闻，也并不想把它们当作政治宣言，他只是想创作一些对自己来说有意义的作品。最初把照片印出来时，比林汉姆“很害怕让同学知道里面拍的是谁”，他担心这会让自己不受欢迎，因为他当年觉得，其他同学都来自更富裕、更可靠的家庭。但后来，比林汉姆逐渐意识到，告诉人们这些照片拍的就是自己的家人，让他活得更坦诚，也更能与他人自然地交流。“这让我释然。”比林汉姆回忆道，“从那之后，我再拍摄家人的照片，就不仅仅是为了作为绘画参考，而是试图通过摄影理解自己，也理解我的家人。”

　　1996 年，比林汉姆将这些照片整理成《雷是个笑话》出版，他的父母和弟弟都对书很满意，他们从未被照片中这种直接震撼，因为他们都对贫困习以为常，毕竟，“英国还有数百万人如此生活……”

　　拉里· 萨尔坦：《来自家庭的照片》

　　拉里·萨尔坦成长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洛杉矶，那时几乎所有中产阶级家庭中的父亲都会手持超 8 摄像机拍摄家庭录像。长大之后，萨尔坦一次回家探望父母时重温了这些早已被遗忘的影像，这让他想拍一部“续集”。他的成果《来自家庭的照片》出版于 1992 年，萨尔坦开始拍摄时，里根正是美国总统，当时保守的主流文化系统性地将家庭作为鼓舞人们进取的象征。萨尔坦说：“我想解构这种‘家庭’的神话，并且展示当人人都被成功的样板驱动时会怎么样。我愿意用自己的家庭作为例证。”

　　可以说，萨尔坦的作品探索了作为现实以及作为一种概念的“美式家庭”，其中大多数照片都是一种构建，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都是“执导”的。当然，萨尔坦那一代人成长的过程中，家庭照片总是“摆拍”的，父亲会按照心目中家庭照片应有的样子摆布孩子，而在《来自家庭的照片》中，孩子成了摄影师，来“摆布”父母，这为照片增添了巨大的张力。在拍摄中，萨尔坦和父亲欧文总是在争夺主导权，“每隔几个月，我会去探望父母，带着一大堆摄影器材和很多拍摄想法，”萨尔坦在自述里写道，“但仅仅（与他们相处）一两天，这些想法就会显得做作而愚蠢，最终我总是带着许多没拍的胶片和深深的绝望离开。”欧文尤其讨厌一张呈现他在房间里挥舞高尔夫球杆的照片，但并不是因为照片显得“假”——实际上，他确实在房间各处放了练习用的球杆以便随时能挥两下——他觉得这一杆挥得不够好。而且照片还透露出其他一些真实但残酷的东西。透过巨大的窗子，我们依稀看到外面是个高级退休社区，父亲虽已老去，却活力不减，但他只能被困在这个豪华的牢笼中。

　　即便如此，欧文还是允许这张照片被收录到书中，这或许足以证明父子之间不仅有冲突，也有亲情。萨尔坦也承认，《来自家庭的照片》本质上是个“不可能的项目”，他意识到“在那成卷的底片和少数不错的照片背后，这个项目所渴求的，以及我对其意义感到的困惑，都来自这样一个愿望：让时间停下来。我希望我的父母能永远活着。”某种意义上，他确实成功了。

　　米奇· 爱泼斯坦：《家族生意》

　　米奇·爱泼斯坦成长于美国马萨诸塞州霍利奥克，18 岁离开家去上大学，学习艺术。他从未想过要留在家乡继承由他祖父在 1911 年创办的二手家具店和其他家族生意，但当他发现这些生意无法维持下去时，爱泼斯坦回到了霍利奥克，用相机见证并记录了家族生意崩塌的整个过程。2003 年 11 月，厚达 294 页的画册《家族生意》由史泰德出版社（Steidl）出版，其中不仅有他在家乡市镇用 4x5 大画幅相机精心构图拍摄的彩色照片，还有爱泼斯坦本人撰写的后记、与家庭成员和雇员的谈话，其他的视觉材料则包括一些快照、家庭老照片、笔记、剪下的旧报纸和视频截图。

　　故事从 1999 年 8 月开始，两个霍利奥利当地小孩引火点着了爱泼斯坦父亲比尔名下的房产。火势蔓延，烧毁了整个街区，包括社区里一座建于 19 世纪的教堂。之后，教堂起诉了比尔，威胁要让他倾家荡产。与此同时，家族经营的家具店面临清算。爱泼斯坦不仅记录了家具店慢慢倒闭的过程，还表现了在这个经济恶化的市镇中出租房面临的各种状况。霍利奥克曾经是造纸产业的中心，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整个工业经历了衰退，这个城市因而被淹没在犯罪、毒品和失业之中。通过这本书的四个章节——家具店、房产、市镇和家——爱泼斯坦不仅呈现了自己家族生意破产的悲剧，也讲述了这个曾经是工业巨头的新英格兰市镇的悲剧。

　　爱泼斯坦的父亲苦心经营的大厦的崩塌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与霍利奥克的命运紧密相连。有一张从街上拍摄的照片展现一座乏味的办公大楼，二楼黝黑的窗口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人影，通过图片说明，我们发现这正是爱泼斯坦年迈的父亲比尔，他背对着镜头，手握电话听筒。这张照片的亮点，在我看来则是父亲渺小的身影与边上阴影中巨大的美国国旗的对比，暗示这位 82 岁老人在无法回转的社会历史变革中的挣扎。爱泼斯坦在这本书开头的文章中写道，“我父亲和他那一代人曾经且现在依然受到 20 世纪 50 年代流行的美国梦的驱使：努力工作＝干得好”，但对老父亲以及所有做着美国梦的人来说，这个等式已经失效。第三章“市镇”最后一张照片拍摄于市中心，画面中央，一扇铁门紧闭。历史对这个城市关闭了大门。

　　从个体家庭的破产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议题，这个故事到“市镇”一章可算完整，但爱泼斯坦的项目并未结束。它还有最后一个任务：克服摄影师与父亲之间几十年的隔阂。毕竟，这才是爱泼斯坦开始的原因。当他离开家去追寻艺术事业，这是反抗专制的、不近人情的父亲的举动。但这个项目的拍摄并不是爱泼斯坦用来抵抗的盾，也非攻击父亲的矛，因为在进入父亲世界的过程中，他已经原谅了比尔作为父亲的失败。

　　路易斯· 奎尔：《大哥》

　　2010 年 8 月，摄影师路易斯·奎尔（Louis Quail）和大哥贾斯汀的母亲去世，她在生前也是深受精神分裂症困扰，而此时贾斯汀也已经与这一精神疾病斗争了 30多年。奎尔在 2018 年 5 月出版的摄影书《大哥》（Big Brother）中写道，“某种程度上我希望自己在之前有机会讲述母亲的故事，那会是很有力量的，但或许当时我对自己的能力和这样个人化故事的合理性都信心不足。但现在，我更倾向于相信被忽视比被窥探更糟糕。”因此，自母亲去世开始，奎尔在 6 年时间中全方位地记录了大哥贾斯汀与精神分裂症共处的生活，并通过众筹的方式在戴维·刘易斯出版社（Dewi Lewis Publishing）出版。

　　当下，一方面是人们对于患者隐私的近乎偏执的保护，使得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真实故事无法进入视野，进而被完全遗忘，另一方面，若是媒体“破例”对患者进行报道，那总是因为他们杀了人，或者至少使用了暴力。这是一连串恶性循环，以至于人们在面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时，总是预设了最糟糕的情况，这些污名和刻板印象让路易斯·奎尔确信自己用相机记录大哥贾斯汀的生活并公开这些照片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反击那些由于信息不全面导致的污名化判断”。这本摄影书的叙事围绕丰富的层次和“惊喜”来构建，正如奎尔写道，“大哥身上不仅仅有精神疾病，这并不能定义他。他有自己的个体性：他的生活中有光明也有阴影，有悲伤，也有创造性、温暖和热情。”将阅读某个故事的体验类比为“剥洋葱”或许是最陈词滥调的比喻，但不可否认，这一意象确实适合《大哥》——而且过程必然让你流泪。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如果有人被贴上了“精神病患者”的标签，似乎所有正常人类的情感和需求便都与他们无关了。奎尔在《大哥》中构建的不断递进的叙事层次，意在打破这种刻板印象，让人们认识到，“他们”与“正常人”并没有太大差别——他们需要爱，也需要被爱。

　　周仰：《漫长的告别》

　　我自己的实践《漫长的告别》是用6 年时间完成的摄影书。从 2010 年末到2013 年夏天，我记录了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外婆最后的日子，以及疾病对全家人的影响。这种脑部的缓慢退化是不可逆的过程，任何药物都无济于事。作为亲人，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慢慢退缩到某个除她自己以外任何人都无法抵达的角落，忘记了所有她爱的和爱她的人，并且失去了生活的能力。拍摄《漫长的告别》的过程，既是对外婆生命最后历程的记录，也是作为家人，我得以逃离无力感的疗愈手段，而把这些照片编辑成书，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段时光与对外婆的情感的交代。尽管这本书是我个人家庭的故事，但阿尔茨海默病已然成为侵扰近四分之一老龄人口的脑部疾病，推动该疾病的正名以及普及相关专业知识，这些举动对患者和照料他们的家属都意义重大，这也是此摄影项目的社会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