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植物学家长了一颗“老虎胆”

　　再多干两年

　　在抗原检测出阳性的前一个工作日，93岁的植物学家李恒还在照常上班。

　　在昆明植物研究所，一提老太太，人人都知道特指李恒。不仅因为她成就斐然——出版了44部专著，参与过超过5000万字的《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发现了100多个植物新种，被国际天南星学会授予最高奖“H.W.Schott奖”——还因为她在整个学术生涯中，做了许多超出人们想象的冒险工作。她每年都会出野外考察，61岁的时候带着马队深入人迹罕至的高黎贡山，爬过大树、滚过雪山、坠过马、得过疟疾，70多岁时还作为负责人组织了高黎贡山大型野外考察。

　　89岁那年，一位比她小9岁的自然文学作家（就是说也80岁了）和她约好一起去参观重楼种植地。但台风“山竹”突然席卷，一路上山路崎岖，往返开车要8个小时，他以为会延期，结果老太太如期来接他，“别听他们瞎咋呼什么强台风……真下雨了，我把你们挨个儿背下去！”

　　老太太90岁那年，在去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黎贡山的路上，遇到了轻度的山体滑坡，沙石哗啦往下掉，老太太淡定地对司机说：“冲过去。”

　　退休后，李恒每年还要和昆植所的在职员工一样写年终总结，哪些不足，哪些展望。几年前所里开会，请她上台讲话，老太太一语惊人，“呼吁大家绝不躺平！”台下有人连“躺平”这个词都没听过。大家愣了一会儿，接着掌声雷动。

　　2019年，李恒听说她的好朋友——“中国植物画第一人”曾孝濂检查出了恶性肿瘤，准备去北京做手术时，她让同事张全星开车载她去他家。

　　一进门，李恒就对曾孝濂说：“我有个东西，你得赶紧给我画，你看你还没走。”陪同在旁的张全星感到不可思议：“这种话怎么说得出？人家是去做手术啊，回不回得来都不知道。”

　　“你要画什么东西？”80岁的曾孝濂并不诧异（“李恒要是讲客套，她就不是李恒了”），当他得知，这是李恒即将投稿给《Nature》的论文上的插画，立马就答应了。在住进医院的前两天，他完成了画作，快递给了在昆明等待的李恒。

　　“我们这一辈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生死看得很淡，还是手上这个工作更重要。”李恒后来向张全星解释道。

　　2022年11月，在昆植所食堂门前，李恒、曾孝濂，以及曾经的昆植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汉董三人偶遇了。作为所里最著名的、还健在的三位老人，他们难得凑一块聊天，就愉快地合了一张影，临别前还达成共识：身体好好的，再多干两年。

　　但仅一个多月后，李恒确诊了新冠，腹泻不止，送去医院当天就住进ICU。在这前一天，她仍坐在家里的电脑桌前工作，如常用红笔在台历上对这一天做了记录——多云，阵雨，4~9℃。那是她在台历上最后的笔迹。三个多星期后，李恒因脏器衰竭而离世。

　　有一颗老虎的胆

　　作为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植物学家，李恒的传奇经历开始得很晚。直到快60岁时，她在昆植所里仍是一名副研究员，那些让人目瞪口呆的植物学冒险之旅还没有展开。她是半路入门，年轻时本是一名俄语翻译，32岁随丈夫从北京调任昆植所后，才开始转向植物学，又赶上十年浩劫，等到第一篇论文发表时，她已经47岁。

　　岁月当然蹉跎了，但对于当时这位还默默无闻的研究员，凡是蹉跎的，都成了内心积攒的火焰。李恒的硕士研究生、如今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龙春林记得，57岁的李恒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位抽烟的女知识分子，这在当时既罕见又霸气。

　　理论上，李恒会在60岁时退休。但在她退休前两年，即1987年，植物学者吴征镒负责的全国第一号重大基金项目“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研究”启动，项目分解成多个子课题，其中最难的两个课题之一是独龙江区系考察，李恒义不容辞地接下了它。“这不是我去做，还有谁能做？”

　　独龙江是云南省贡山县的一个乡，在独龙江和贡山县城之间，横亘着海拔4000多米的高黎贡山。对一个区系的研究，需要有完整一年的考察。此前从未有植物学家在冬天进过独龙江。每年11月到次年6月，高黎贡山大雪封山，唯一一条可以进独龙江的路也被阻隔。而李恒要做的，便是史上第一次、长达8个月的独龙江越冬考察。

　　为了进独龙江，李恒光准备物资就花了2年。做标本用的大量报纸和木炭，各种食物和作料，一包菜籽（当地没有青菜），几箱蜡烛（唯一的照明工具），两百条烟和酒（当地硬通货），以及运输物资的马匹——整个贡山县只有十几匹，而李恒最终找来64匹。

　　1990年10月29日，李恒和一个研究生、一个绘图师、一个派出所所长、64匹驮物资的马一起出发了。如同要上战场一样，她连遗书都提前写好了。

　　进独龙江的山路要走上三天。第三天从东向西，翻越3840米的高山。马队一路上穿过了常绿阔叶林、野核桃林、石橼、杜鹃矮林，抵达山脊处的风雪垭口，这里山势陡峭，如同鬼门关。在最为艰险的路段，他们偶遇了一位独龙族男子。看着队伍里唯一的女士——年过花甲、身形瘦弱的李恒，他表示从没见过像她这么年长的女性要翻山进独龙江。他对李恒说了一句独龙语：“你长了一颗老虎的胆。”

　　山中无岁月，考察队沿着雪线采集标本，而雪线每天都在变化。高黎贡山的一天有四季。这里垂直高差4000米，山谷下雨，山顶下雪。晴天是这里的稀缺品，到了雨季，一个月有时只有4个晴天。他们扎营在山里，帐篷半夜也会被雨水淹没。

　　野生动物随时来访，黑熊、扭角羚、猫一样大的老鼠，还有层出不穷的毒蛇。但艰险之外，对于植物学家，这里同样是一片迷人之境，40万公顷的山野之间，人迹罕至，但白垩纪时代就存在的秃杉林却在这里繁衍了上亿年，这里还有世间罕见的大树杜鹃——几万朵红色的花盛开在几十米高的大树上，如同飘浮的红云。

　　越冬考察结束后，归途中李恒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当即昏迷。醒来后，她的身体不能动弹，整个人趴在马背上，每颠一下就剧痛难忍。抵达贡山县城后，她没有去医院，而是去给县政府作报告，说这趟考察收获极大，请他们务必要好好保护当地生态。直到几天后回到昆明，去医院拍片，李恒才发现自己断了三根肋骨。

　　李恒没有住院，而是要了几张膏药，就回昆植所鉴定标本。标本室里，她僵直地站着或坐着，在显微镜下检视那些得之不易的标本，久而久之，她感觉肋骨愈合，活动自如。但6个月后，她突然咳出了血，医院的检查结果是，她吸入过量的标本里的杀虫剂，中毒致血管破裂。

　　透过那86箱来自独龙江的植物标本，李恒第一次读取出了独龙江的历史。千万年前，独龙江所在的地壳板块位于热带地区。在一次剧烈的地壳变动后，它向北推进了450千米，从热带来到了温带。造物的奇迹在此时显现。热带植物渐渐和温带植物融合，产生了许多新种和变种，这里植物的丰富程度，几乎涵盖了从海南到东北的所有植被。

　　一片全新的广阔天地，在李恒退休以后徐徐展开。1996年起，67岁的李恒重新率队，这次她带上了包括全球多个国家的科学团队，对高黎贡山进行了20多次、长达11年的大规模考察。根据她的考察日志，她在野外考察最久的一年有200多天。最后一次大规模考察结束时，她已经78岁。

　　在野外，李恒有一种令人胆寒的魄力。去独龙江越冬考察时，李恒被马鹿虱子咬了，这是一种毒虫，咬上之后，头会埋进人的肉里。她先用盐巴搓死了马鹿虱子，然后用刀片划开了伤口，将它的尸体从她的肉里取了出来。那期间，李恒还染上了疟疾，高烧不退，一个星期都下不来床。昆植所的领导来电让他们赶紧撤回昆明。李恒回复：“行前不是已写了遗嘱？”

　　第一次独龙江越冬考察回来后，李恒开始关注、谈论各种社会问题。过去她更多只关心自己工作中的一亩三分田，现在遇到谁她都会讲一讲高黎贡山的贫困问题，医疗资源与教育资源匮乏，交通闭塞等。

　　晚年，作为出版过重楼属植物专著的专家，李恒经常到现场指导种植户种重楼。她写了一本重楼种植手册，免费分发给种植户。很多种植户都有她的手机号，她的手机就挂在脖子上，任何人打来电话她都会接。

　　永动机该停了

　　李恒的葬礼非常简朴，没有遗体告别仪式，直接就在公墓落葬。老太太最讨厌大张旗鼓，更不想在疫情紧张时期给大伙添麻烦。公墓坐落在附近山上，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昆明植物研究所——那个她为之工作了60多年的地方。

　　“好好休息，永动机该停了。”站在墓前，69岁的王群路对工作了一辈子的母亲说。

　　人生最后三十年，李恒都在拼命考察，研究，写书。最后一本书是出版于2020年12月、多达150万字的《高黎贡山植物资源与区系地理》。和李恒一起合著此书的是她的学生、昆植所研究员李嵘。李嵘曾经问过李恒，她是不是真的对植物分类学感兴趣？“她给我的回答就是，在他们那个动荡的年代，能有份工作，有口饭吃，已经不错了，没想那么多。”她被命运牵着走，但也不完全屈从于命运。“用她的话来说，‘我干上它，我就喜欢它，就努力去做好它。’”

　　李恒89岁那年摔过一跤，后，家里雇了一个住家保姆。保姆50来岁，小学文化，每天陪李恒上下班的一路，老太太要教她认植物，第二天考她，说不出来就要被骂，还要让她抄写唐诗。渐渐地，保姆认得出路上的植物，也觉得自己写的字挺好看。晚饭过后，年过90的李恒就会换上跑鞋，让保姆陪她到昆植所所在的山上溜达一圈。

　　2022年夏天，曾孝濂去山上采标本，路上碰见了李恒，告诉她要去采漾濞槭。那是一种在野外即将灭绝的植物，有人工种植，就在昆植所最高、最远的山头上。

　　到了晚上10点，李恒突然去曾孝濂家敲门，手里还拿着两三个漾濞槭的果实，绿色的果实有两个翅膀，挂起来一串串的。

　　曾孝濂很感动，但也吓坏了。当时天早黑了，93岁的李恒居然在山里高一脚低一脚地采标本，“你要是磕磕碰碰摔一跤，我怎么担待得起？”

　　“刚刚9点多钟才采到，你看，这是很完整的。”曾孝濂还记得老友手拿植物的样子。

　　◎文/李婷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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