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决定背着妹妹走四站地回家

　　叶广芩

　　1 9 5 6 年，我七岁。

　　七岁的我感到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从外面玩回来，母亲见到我，哭了。母亲说：“你父亲死了。”

　　我一下蒙了。我已记不清当时的自己是什么反应，没有哭是肯定的。从那时我才知道，悲痛至极的人是哭不出来的。

　　经此变故，我稚嫩的肩开始分担家庭的忧愁。

　　就在这一年，我带着一身重孝走进了北京方家胡同小学。

　　这是一所老学校，在有名的国子监南边，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曾经担任过校长。我进学校时，绝不知道谁是老舍，我连当时的校长是谁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班主任马玉琴，是一个梳着短发的美丽女人。在课堂上，她常常给我们讲她的家，讲她的孩子大光、二光，这使她和我们一下拉得很近。

　　在学校，我整天也不讲一句话，也不跟同学们玩，课间休息的时候就一个人或在教室里默默地坐着，或站在操场旁边望着天边发呆。我最怕同学们谈论有关父亲的话题。只要谁一提到他爸爸如何如何，我的眼圈马上就会红。我的忧郁、孤独、敏感很快引起了马老师的注意。有一天课间操以后，她向我走来。我的不合群在这个班里可能是太明显了。

　　马老师靠在我的旁边低声问我：“你在给谁戴孝？”

　　我说：“父亲。”

　　马老师什么也没说，她把我搂进她的怀里。

　　我的脸紧紧贴着我的老师，我感觉到了由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温热和那好闻的气息。我想掉眼泪，但是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的泪，我就强忍着，喉咙像堵了一块大棉花，只是抽搐，发哽。

　　老师什么也没问，老师很体谅我。

　　一年级期末，我被评上了三好学生。

　　为了生活，母亲不得不进了一家街道小厂糊纸盒， 每月可以挣1 8 块钱。这就为我增添了一个任务，即每天下午放学后将三岁的妹妹从幼儿园接回家。有一天轮到我值日，扫完教室天已经很晚了，我匆匆赶到幼儿园，小班教室里已经没人了，我以为母亲将她接走了。到家一看，门锁着，母亲加班，我才感觉到了不妙，赶紧转身朝幼儿园跑。从我们家到幼儿园足有公共汽车四站的路程，直跑得我两眼发黑，进了幼儿园差点没一头栽倒在地上。进了小班的门，我才看见坐在门背后的妹妹，她一个人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等我。阿姨把她交给了看门的老头，自己下班了，那个老头又把这事忘了。看到孤单的小妹一个人害怕地缩在墙角，我为自己的粗心感到内疚，我说：“你为什么不使劲哭哇？”妹妹噙着眼泪说：“你会来接我的。”

　　那天我蹲下来，让妹妹趴到我的背上，我要背着她回家，我发誓不让她走一步路，以补偿我的过失。我背着她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妹妹几次要下来我都不允，这使她的心感到了较我更甚的不安。她开始讨好我，在我的背上为我唱她那天新学的儿歌，我还记得那儿歌：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跳呀跳呀一二一。

　　小熊小熊点点头呀，

　　小洋娃娃笑嘻嘻。

　　路灯亮了，天上有寒星在闪烁，胡同里没有一个人，有葱花炝锅的香味飘出。我背着妹妹一步一步地走，我们的影子映在路上，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两行清冷的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淌进嘴里，那味道又苦又涩。

　　妹妹还在奶声奶气地唱，是第几遍重复了，不知道。

　　那是为我而唱的，送给我的歌。

　　这首歌或许现在还在为孩子们所传唱，但我已听不得它，那欢快的旋律让我有种强装欢笑的误解，一听见它，我的心就会缩紧，就会发颤。

　　以后，到我值日的日子，我都感到紧张和恐惧，生怕把妹妹一个人又留在那空旷的教室。每每还没到下午下课，我就把笤帚抢在手里，拢在脚底下，以便一下课就能及时进入清理工作。有好几次，老师刚说完“下课”，班长的“起立”还没有出口，我的笤帚就已经挥动起来。

　　这天，做完值日，马老师留下了我，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匆忙。当时我急得直发抖，要哭了，只会说：“晚了，晚了！”老师问什么晚了，我说：“接我妹妹晚了。”马老师说：“是这么回事呀，别着急，我用自行车把你带过去。”

　　那天，我是坐在马老师的车后座上去幼儿园的。

　　马老师免去了我放学后的值日，改为负责课间教室的地面清洁。　　　　

　　作家唐君毅说得好，人周围往往构成一片无限的寂寞苍茫的氛围，“以此氛围为背景，尔后把我们有限的人生，烘托凸显出来。人生如在雾中行，只有眼前的一片才是看得见的，远望是茫茫大雾。人生如一人到高山顶立，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四周是寂静无声。人生又若黑夜居大海中灯塔内，除此灯光所照的海面外，是无边的黑暗，无边的大海……”那时，我年纪虽小，已经感到了雾的迷蒙，山的孤寂，夜的恐怖……

　　但我至今不能忘记在我人生之路上给予我理解和爱的人们，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将伴我终生，珍藏至永远！

　　（枫林晚摘自江西人民出版社《我喜欢通透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