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制度建设，关爱留守和流动儿童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吕利丹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简宏妮 编辑覃柳笛

　　留守儿童现象与流动家庭的拆分现实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悖，应当尊重人口迁移流动的客观规律，履行“儿童优先”原则，寻求制度突破。

　　3月17日，邯郸市肥乡区委员会宣传部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微观肥乡”发布通报：2024年3月10日，邯郸市肥乡区初一学生王某某被杀害。令人痛心的是，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都是未成年的留守儿童。

　　为什么留守儿童更容易卷入校园欺凌？校园欺凌对留守儿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避免“留守”给儿童带来的短期和长期风险？针对此类问题，《瞭望东方周刊》近日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吕利丹。吕利丹曾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家统计局委托，主导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儿童和青少年发展状况”课题研究，并对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群体进行深入分析。

　　群体规模庞大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我国留守儿童的整体现状如何？

　　吕利丹：根据我们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我们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当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最新情况和发展趋势做了分析和研究。2020年，我国父母至少一方外出流动半年以上的0-17周岁儿童规模为6693万人，占全国儿童人口的比例为22.5%，意味着中国每4名儿童中就有接近1名儿童为留守儿童。其中，农村地区留守儿童规模为4177万人，占农村儿童人口的37.9%，意味着平均每3名农村儿童中就有1名留守儿童。45.6%的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双方都外出，也就是说约1900万农村留守儿童与祖父母或者其他人一起居住。

　　可见，我国留守儿童规模仍然庞大。家庭的临时性拆分导致留守家庭功能明显弱化，给大规模留守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带来重大安全隐患。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大规模人口流动，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发生了哪些变化？

　　吕利丹：首先，目前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都在往城镇转移和聚集。研究结果发现，2010-2020年，全国留守儿童增加了1202万人。其中，城镇留守儿童增加了995万人，对应增幅为65.4%；农村留守儿童10年间增加了207万人，对应增幅5.2%。城镇留守儿童增加至2020年的2516万人，占城镇儿童的13.4%。再加上6407万城镇流动儿童，城镇儿童中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的比例从2000年的16.2%增加至2020年的47.6%，也就是说，城镇儿童中有接近一半的儿童受到人口流动影响。

　　其次，随着女性更多地外出流动，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母亲外出的趋势在增加。近年来，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流动中，2010-2020年我国流动女性的规模从1.04亿人增至1.77亿人，增幅达71.1%。在传统的母职角色基础上，流动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功能越来越重要，女性也越来越多地由从属性的随迁方式向更具主动性的流动方式转变。

　　《瞭望东方周刊》：我国在政策方面对留守儿童有哪些支持？

　　吕利丹：国务院2016年就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了“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的长远目标。《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以下简称“发展纲要”）继续强调要“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现象”。

　　除了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同样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儿童的“流动”和“留守”状态可以看成是流动家庭子女参与城镇化的不同程度表现，流动儿童更多地参与到了城镇化过程。虽然都是流动家庭的儿童，但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需要的政策支持很不一样，在现有环境条件下，需要让流动家庭中的留守儿童有机会随迁，获得父母陪伴，进而让随迁的流动儿童有机会在城市享有均等的市民权利并实现更充分的社会融入。

　　关注校园霸凌

　　《瞭望东方周刊》：相较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是否更容易被卷入校园欺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吕利丹：基于2022年中国乡村儿童发展调查数据，我们对校园欺凌与留守经历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分析。在2906名10-17岁农村儿童分析样本中，发现有32.1%的农村留守儿童和26.1%的农村非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中遭受过身体欺凌、关系欺凌和语言欺凌中的一种或多种。具体来看，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内遭受各类欺凌的比例都高于非留守儿童，尤其是关系欺凌和语言欺凌，分别较非留守儿童高4.1%和5.3%。

　　留守儿童相比于非留守儿童更容易卷入校园欺凌。留守儿童既更有可能成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也更有可能成为欺凌行为的施害者。

　　留守儿童具有易遭受校园欺凌的多重风险。有许多研究表明，长期亲子分离，有可能会导致留守儿童更易产生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而这些情绪会增加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风险。除此之外，长期亲子分离，意味着留守儿童无法得到来自父母的安全保护。

　　另一方面，缺少父母陪伴，也使得部分留守儿童的不良行为无法及时得到纠正，最终发展为欺凌甚至犯罪行为。部分研究表明，父母外出对大龄留守儿童的班级融入与行为规范会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祖辈监护儿童和上代监护儿童中存在行为适应困难的比例也明显高于一般儿童。

　　《瞭望东方周刊》：校园霸凌等负面事件对留守儿童有什么短期和长期影响？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有什么风险？

　　吕利丹：校园欺凌对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的心理健康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心理学研究发现，校园欺凌的受害者容易产生焦虑、抑郁、低自尊、孤独感和自杀倾向等问题，同时呈现出更低的主观幸福感。长远来看，遭受欺凌也会使得儿童更可能出现行为不良、同伴拒绝等行为适应问题。对于欺凌者来说，因为缺乏父母的及时干预，霸凌他人也会导致其性格更加固执、暴躁与狭隘，最终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并被主流社会排斥。

　　从社会角度，如果较大规模人口有童年留守的经历，必然会影响人口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此外，因校园霸凌而产生的一些极端事件，会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寻求制度突破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全社会而言，儿童是社会的未来，因此关注留守儿童的健康和安全至关重要。关爱留守儿童，当务之急是解决什么问题？从长远来看，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做？

　　吕利丹：留守儿童群体产生于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大背景之下，未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将更为活跃，如果不打破现有制度壁垒，我国留守儿童问题将继续长期存在，影响儿童未来的长远发展。我国已初步建成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体系，但这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战略性的工作。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突出问题，有以下四点建议。

　　一是继续大力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现象。建议创造有利环境，顺应人口迁移流动家庭化的趋势，满足流动家庭的迫切需求，为流动家庭携带未成年子女一起进城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应当重点解决流动儿童异地升学等现实问题，让流动家庭均等享受流入地的教育和健康服务，帮助流动家庭降低子女随迁的经济负担。在推动相关制度改进时，需要注意流动家庭子女的随迁决策，实际上是与母亲、甚至是（外）祖父母的迁移决策强烈关联的，因此相关制度设计应该围绕家庭来进行。

　　二是关注农村留守儿童早期发展，为农村隔代留守家庭提供更多的早育支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2019年印发的《关于促进３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家庭为主，托育补充”的基本原则，政府应该为确有照护困难的低龄留守儿童提供必要的服务和支持，同时为农村隔代留守家庭提供灵活多样的养育补贴和早教培训项目，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早期发展。

　　三是帮助农村留守儿童解决各级教育方面面临的难题。首先，学龄前农村留守儿童的幼儿园教育问题，农村地区的幼儿园资源相对匮乏，就学半径较长，如果父母没有陪伴在身边，去较远的地方就读幼儿园会面临现实困难，要想办法帮这些家庭解决当下的问题；其次，应继续关注农村教育质量问题，帮助农村留守儿童解决在接受义务教育过程中面临的入学推迟、完学延缓和辍学等问题；第三，农村留守儿童为了就读高中，可能会流动到附近的城镇地区成为流动的留守儿童，这些青春期的“流留儿童”从农村老家流动到县域新环境，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我国县域高中学校需要加强对这个群体的关注。

　　四是关注“返乡留守儿童”和“再迁流动儿童”，为其提供心理辅导和支持。近年来，因流入地的入学、升学限制，部分流动儿童离开长期生活的城市，回到户籍所在地或周围的县城，成为“返乡留守儿童”；也有部分超大城市的流动儿童可能流动到附近的中小城市寻求入学和升学机会，与父母分离，成为“再迁流动儿童”。流动儿童的“返乡”和“再迁”等经历通常发生在青春期，他们的状态在流动和留守之间切换，面临更为剧烈的环境变化和更为艰巨的生活重构任务，容易产生更强的剥夺感、面临更为严峻的心理健康挑战，应该得到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更多关注。

　　长远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观念的改变，我国人口的空间流动性还将继续加强。留守儿童现象与流动家庭的拆分现实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悖，应当尊重人口迁移流动的客观规律，履行“儿童优先”原则，寻求制度突破，为流动家庭及其子女在城市的生存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促进流动家庭携带子女一起迁移流动，让流动家庭子女拥有更幸福安稳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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