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它是个难题

　　李宗盛曾在歌词里慨叹过爱情之难。

　　那当然是个难题。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爱情故事若要发生，须克服许多现实的困难。因为有“授受不亲”的“礼防”限制。既然连男女间的自由相见都不允许——被视为耻辱与大逆不道——更何况相爱？

　　想一想《西厢记》就知道了，两个未婚男女的见面只能在危难关头才能超越礼防。彼此间若有好感，也要由红娘传书，月下相会，以躲避老夫人的监视。《玉簪记》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相见是在道观。而《牡丹亭》感天动地的爱情发生，则是在杜丽娘的春梦之中。因爱而死，复又因爱而生的杜柳爱情是非人间性的。

　　如此说来， 宝玉是幸运的。他可以与林黛玉共读《西厢》，也可以呆看宝姐姐的玉臂而并不会让人指责超越礼防。可是，这日日相见是有条件的。如果没有为皇妃元春省亲而建造的大观园，如果没有宝二爷的特殊身份，一切都不能想象——大观园只是作家曹雪芹为读者建立的男女自由相处的乌托邦。

　　而为了能使宝二爷合理地混迹其中，曹雪芹颇费心思地为贾宝玉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化提供了诸多理由：皇妃元春唯一的弟弟，老祖宗最为疼爱的孙儿，以及元春以圣谕准其与姐妹同住等。与通常男子不同身份的强化，暗示的是彼时男女正常交往的不可能。

　　除了以上这些特殊的境遇，中国古代爱情小说规定的情境通常是青楼妓院，勾栏瓦肆。想一想《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桃花扇》《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吧，爱情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通常是娼妓——青楼是中国小说中男女之情发生最为频繁的场所，因为良家妇女并没有抛头露面的合法性。

　　说起来，难以穷尽的古代爱情作品中，梁祝故事殊为独特。梁祝之间的交往，既不同于陌上桑间的一见钟情，也不同于青楼妓院的鱼水相恋， 其基础是三载同窗——共同的求学经历、共同的知识背景以及共读生涯中的彼此了解，使祝英台爱上了梁山伯。把男女相会的地点由后花园而移至学校——男女主人公之间的长期生活和相互交往的基础，为相爱不得便化蝶相随的悲剧效果做了坚实、充分的铺垫。

　　除去学堂这一“公共空间”形成交往的背景，祝英台女扮男装的身份也颇耐人寻味。彼时的社会，女性只有扮作男性去求学才能使得这一爱情成为可能。若非如此，祝英台何以与梁山伯共同诵读诗书讨论学问，而梁山伯又何以有缘得见养在深闺的祝英台？即便是偶能相见，也不过惊鸿一暼。

　　因此，说爱情它是个难题，首先指的是现实发生的难题：没有男女间自由交际的合法化，你情我愿、志同道合的爱情发生起来不可能光明正大。表现在以男女之情为主要内容的爱情小说中，作家的想象与书写就颇多障碍。事实上，这是一百多年前，许多人慨叹中国言情小说远不及西方小说的重要原因。

　　百年过去，今非昔比。对于今天的爱情短篇而言，最大的难题则是，在男女交往已是日常的今天，如何在短的篇幅里，写出一个气质超群的爱情故事。

　　当下，与爱情有关的短篇小说占了重要比例，关于男女情感，关于婚姻破碎，关于出轨，关于情感中的信任与不信任，以及越来越多的交友方式……但是，数目繁多的短篇小说行列里， 能够广为流传的作品却廖廖无几。——短篇小说的难度在于它是一种横截面写作，要在“切片”里写出爱的来龙去脉：爱因何发生，因何消失；为什么爱，为什么不爱，以及后来的命运如何。这是技术的难度。毕竟，爱情在长篇小说里常常是鸿篇巨制，荡气回肠，有如大型交响曲；而在短篇小说里，则只能是小夜曲，短乐章。

　　“ 最理想的短篇总会让人想到那些短而美的唐诗名句，要有‘窗含西岭千秋雪’的容量——它可能芜杂， 可能简洁， 可能喧哗， 可能沉静，但共同的特点无疑是气质超拔，一骑绝尘。”我曾经在一篇关于短篇小说的文章里这样写过。——好的爱情小说既可以是轻的又可以是重的，既可以是复杂的又可以是纯粹的，无论怎样，故事里暗含的是作家对人性和爱情的理解力和认识力。

　　（摘自《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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