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 茜
导演程耳,一直是“腔调”和 “细节狂魔”的代名词。无论是他的毕业作品《犯罪分子》,抑或是上一部引发热议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作者型”都是他的标签。暌违6年,程耳带着新作《无名》进军2023春节档。该片带有主旋律基调,但因导演极具特色的个人创作风格,又使得影片在呈现方式上不同以往、别具一格。
采访中,程耳表示已经尝试平衡商业性与艺术性。相比程耳此前作品,《无名》确实往商业方向迈进了一大步。比如,加入悬疑、谍战、动作等商业类型元素,包括选择王一博担任主演等等。程耳告诉记者,《无名》的故事很简单,甚至是一部“爽片”,是一部“超级商业片”。“即便有不一样的叙事结构,但它没有解读障碍。如果仔细看这部电影,观众能获得酣畅的解谜般的体验。”
无名者的史诗
《无名》叙事的时间跨度长达8年(1938年—1946年),影片以程耳标志性的倒叙、插叙、闪回叙事,聚焦波谲云诡的隐蔽战线,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情报,用生命与热血守护家国山河的故事。
同为民国背景,《无名》的危机感和悬念感超越了程耳的前作《罗曼蒂克消亡史》。该片在导演原本风格上,加强了戏剧性、通俗性,融入了对战争的反思等宏大的叙事主题。程耳在采访中表示,《无名》很难用“谍战”“悬疑”等标签简单概括,电影是“一首关于无名者的史诗,是那个年代的挽歌。但这并不代表电影的基调是沉闷的,我们试图在一个精彩的故事里,融入更多的历史感和个人的人生感悟”。
和《罗曼蒂克消亡史》一样,《无名》仍是在上海取景拍摄。被问及为何对上海情有独钟,程耳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1999年到2008年一直在上海生活。对于民国的认知,更多来自于阅读,当你读过那些历史,就会发现上海这座城市是无法被忽略的。所以我对上海有一种个人情意。”
方言是程耳作品的另一特色。《无名》中除了上海话,还有广东话、普通话等,影片不仅还原了上海孤岛时期的细节,南腔北调也很吸引人。“方言是一个城市的魂魄,是不该被放弃的东西。我们尽可能地让戏中人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
无剧本拍摄
演员选择方面,程耳要求要“更雅致”,能够跟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相吻合。主演梁朝伟、王一博,都是他主动邀约。程耳回忆,2020年开始写剧本,断断续续写了3个月,整体构想逐渐成型。他觉得梁朝伟是片中“何先生”的最佳人选,于是给人在香港的梁朝伟发去了《无名》的剧本大纲。梁朝伟找来《罗曼蒂克消亡史》的拷贝,看过之后很是喜欢,顺利接受了邀约。对于梁朝伟的演绎,程耳赞不绝口,“这个人物身上承载了很多历史感,影片着力通过他去梳理那一段历史。梁先生奉献了最好的表演,人物形象饱满、深邃。”
首次尝试大银幕表演的王一博也令程耳惊喜,“他做完造型后,就是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人。”王一博为角色认真学习上海话和日语,“因为我经常改剧本,台词临时给他,语言老师现场教,他立马就学会了。”程耳还盛赞周迅、王传君、大鹏等演员的表演,“优雅、沉稳,内心有千钧之力,但表现出来是风轻云淡。”
《无名》拍摄过程中无固定的剧本,而是边拍边改。程耳笑言,“直到拍摄结束前几天,主创们才收到完整的剧本。”在他看来,拍摄前完成的剧本,只是一个基础的逻辑和叙事方向,“当演员加入,布景搭完,一部电影就好像有了生命,会自己发展。”在片场,程耳会根据前一天的拍摄,或者预想之后的拍摄,重新去写一些新的段落。
有时,即便自己的戏份已经拍完,演员们还是会穿上衣服化好妆,去现场磨戏,“就跟上班似的,我会在现场即兴写。从结果来看,最后用到的很多戏,都是剧本里没有的。如果有一天回顾创作过程,我反倒觉得这部分特别珍贵。”
独特的视听美学
《无名》延续了程耳对电影视听美学的极致追求。对称的构图、悠长的空镜、光影的明暗变化……镜头语言代替了大量非必要的台词,烘托着时局动荡、环境变化和人物命运。“团队把光用到极致,通过造型、光线、镜头凸显角色的魅力,凸显其心境或行动;同时用光线凸显场景,服务于叙事、转折。”程耳表示。
影片靠细节一点点积累起独特的风格和审美。片中食物都是现场制作,拿破仑蛋糕必须是新鲜出炉的,日料器皿是从日本跨洋运到片场。拍摄时,小到圆桌上的烟灰缸、窗户打开的角度都要对称。一场雨戏里,演员的风衣淋湿变皱了,导演每次都坚持让服装师捋平再开拍。
程耳喜欢拍角色们吃饭的戏,《无名》也不例外,片中许多扭转剧情的戏份都发生在饭桌上。“吃饭戏不太好拍,一旦拍好,它的生动感是扑面而来的,是其他环节很难取代的。”程耳解释,一方面,饭桌上的细节可以直接参与电影叙事;另一方面,人物在饭桌上看似平静,但饭桌下却暗流涌动,形成强烈的戏剧反差。镜头中不断出现的食物特写:被分食的排骨、挣扎的醉虾、冰冷的刺身,隐喻着人与时局的关联。
程耳表示,《无名》的影像风格力求还原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并非简单铺陈旧上海元素,而是通过真实的环境,营造质朴的故事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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