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中晚期的价值观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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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4-07-08 20:52
贾 猛
(延安市师范学院)
[摘要]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文治武功兼备的杰出帝王,在其统治期间,成就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为中华民族立下了赫赫功业。到其统治中晚期尤其是晚期,乾隆皇帝被社会政治经济的表面繁华所蒙蔽,逐渐淡去了昔日的魄力,暮气渐重,帝王心理逐渐走向极端。本文以清高宗中晚期心理强度为切入口重点剖析了其偏离正常轨道的价值观取向。
[关键词]心理强度;价值观;取向
什么是心理强度?心理强度是指人在社会实践中,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伴随着人的立场、观点和生活经历而表现出来的心理认同和承受力。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越是到了老年,除体质逐渐衰弱之外,心理承受力也变的更加脆弱,智慧也逐渐老化,对周围人的不信任感增强,总是疑神疑鬼,狐疑不定,常计较别人的言谈举止,听不进一些逆耳忠言,严重者甚至认为别人居心叵测,喜欢听一些阿谀奉承的话,尽管自己有时候甚至也知道这些话对自己将来的行动未必会有什么好处,但贪图一时的舒服仍然欣欣然地去听、去做。由于判断力和理解力减退,常使一些明明不对的想法变得更为顽固。
有时候这些人的心理强度就像一个几岁的孩童一样,经不起他人的说教,甚至把他人的忠告当做对自己尊严的挑战而无法忍受。这说明,人的心理强度到了晚年其承受能力差年轻时较远,甚至更容易破碎,就像一个弹簧用到一定时候,虽然还有弹性,如果外界压力过大,就容易碎成片段。如果没有坚定的毅力和虔诚的信仰去支撑,就很难保证在其晚年价值观不发生变化,尤其当一个人已经无所畏惧的时候。
据史书记载,开元年间,唐玄宗任用贤臣,善于纳谏,勤于政事,知错即改。有一次,玄宗派人到江南一带捕捉水鸟,以供娱乐消遣,有人上谏,认为这样做既容易玩物丧志,又妨碍农作,“道路观者,岂不以陛下贱人贵鸟也”。唐玄宗看到如此尖锐的言辞,不仅不怪罪,反而予以奖励,并立即停止捕捉水鸟。对于大臣韩休的直言敢谏,唐玄宗更是直言不讳:“吾貌虽瘦,天下必肥,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由于唐玄宗厉行革新,与民休息,发展经济,终成“开元盛世”局面。
盛世之下,唐玄宗没有冷静地思考,而是一味地沉浸在开元盛世的自豪与满足之中,陶醉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济的表面繁
华,“骄侈之心代替了求治之心”,开始排斥一切不同于自己的声音,宠信“善体上意,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贪权纳贿的杨国忠,在一片歌舞升平中,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马嵬驿兵变”丢尽了天子的尊严。
无独有偶,在同一个朝代的前后两个时期,作为盛世与衰世的主要导演者,乾隆皇帝算得上是一个典型中的典型。
在清朝200多年间的前100多年,一个少数民族用他们钢铁般的意志极力地维护着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也向外国昭示着自己强大的国力和开阔的胸襟。经过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福临、清圣祖玄烨和清高宗弘历几辈人的辛苦经营,终于成就了汉、满、蒙、回、藏等民族共同组成的强大帝国。这个帝国曾经成功地抵制了沙俄的东扩,平准噶尔,定三藩,安西藏,统一台湾,迎接土尔扈特回归,稳定了社会政局,扩展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谐共存的赞歌,创造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最辉煌的繁荣局面——“康乾盛世”(“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遗憾的是“康乾盛世”竟然成为古老中国的凄然绝唱,从此,这个古老悠久的民族开始走上下坡路,一滑再滑,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千秋功罪,后人评说,爱新觉罗·弘历是一个关键人物。
爱新觉罗·弘历,雍正帝第四子,清朝入关之后第四位皇帝。康熙五十年(1711年)生于雍亲王府。雍正十三年(1735年)即位。在位六十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仍掌握军国大权,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掌权时间最长、年寿最高、勇于进取、力创伟业、文治武功兼备的杰出皇帝。
就是这个皇帝,在其统治前期捍卫了祖先用鲜血打下来的江山,并努力地把这个江山打扮的更加壮丽、璀璨。可是在其后期,在一片辉煌灿烂的成就下,自觉不自觉地束缚了前进的脚步,枕在功劳簿上酣然入梦而不能觉醒,尽管西方工业革命的车轮声已经轰轰然震耳欲聋。
这个时候的乾隆已非昔日乾隆可比,年轻时期的皇帝血气方刚,处处以其祖父康熙为榜样。励精图治,勤政爱民,赏罚分明,胸怀大志,勇于进取,统一疆土,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统治期间,政局稳定,农业发展,百业兴旺,城市繁荣,文化发达。中后期的乾隆皇帝逐渐淡去了昔日的魄力,暮气渐重,吏治开始腐败,军队操练不勤,国库日益亏空,致使国力大损,盛极而衰。乾隆六巡江南,在官员和商人们构筑仙境般的虚假繁荣的促使下,乾隆本易被腐化的帝王心理更加腐化(“酒无虚日,城开不夜”“糜费特甚”),最终将这种“繁荣”引向了衰落,为“康乾盛世”敲响了丧钟。可以不夸张地说清朝的衰落是从乾隆中后期开始的。正所谓大清王朝成也“乾隆”败也“乾隆”。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前后有这么的的反差?而且反差如此之大?使一个国家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分析乾隆皇帝在其统治中后期的价值观取向,无不与其心理强度有关。有以下几点:
一、好大喜功,追求虚名。乾隆统治中后期尤其是后期,喜欢别人对他歌功颂德,喜欢别人吹嘘他英明伟大。他自己为了标榜其功绩,自诩“十全老人”、创下“十全武功”。意思是说他一生有“十大武功”,即“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御制十全记》)尽力地用拼凑起来的“十全武功”装点盛世门面。
乾隆皇帝为了显示天朝上国的富有和强大,对前来“进贡”的“藩属国”的“赏赐”都十分丰厚,赏赐的价值往往十倍甚至百倍于“贡金”的价值。例如清朝与印度之间有一个芝麻国巨坎堤王国,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清朝的回报则是堆积成山的绸缎、银币和茶叶。乾隆为了自己一时的尊严和“面子”而弃天下民生于不顾。
晚年的乾隆皇帝经常陶醉于同历代帝王的比较,认为“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罕有人能比,陶醉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狂热之中。
二、盲目自大,固步自封。恰逢乾隆皇帝中后期,西方世界发生了历史性的、划时代的巨大变革。主要有三件大事:
1、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国纺织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年),英国工人卡特莱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同年,瓦特改进、发明了蒸汽机。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
2、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乾隆四十年(1775年),来克星顿枪声——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马克思),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制定宪法;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成立以华盛顿为总统的第一届联邦政府,把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付诸实践。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通过《权利法案》。
3、法国大革命: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三级会议的召开,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同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地狱,标志着大革命正式爆发;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猛烈地冲击着腐朽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土崩瓦解。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
这一桩桩,一件件正以巨大的变革力量改变着世界格局,崭新的文明气息已经划破了西方世界的上空并向整个世界走来。而此时的乾隆皇帝正沉浸在古老中国辉煌成绩的洋洋自喜之中,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
在清朝,对西方的了解开始于顺治(陈垣说:“吾尝谓汤若望之于清世祖,犹魏征之于唐太宗。”汤若望,德国传教士。)康、雍两朝也有传教士出入朝堂。
高宗在位时期,中国邻邦如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已先后沦为殖民地。西方殖民势力对中国不断进行试探,北方沙皇俄国也虎视眈眈。现实充分证明清高宗和他的臣工们不可能不知道西方世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不是那么详细,可是,以乾隆为首的统治者无法扭转长时期形成的狂妄自大思想,怎么也放不下昔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朝上国”的高大形象。
据史书记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8月,英国使者乔治·马戛尔尼以祝寿(乾隆83岁寿辰庆典)为名朝见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向乾隆皇帝提出了几项重要的要求。
1、派人驻京办理商务,在京设立洋行买卖货物。2、在宁波、舟山、广州、天津等地经营商业,自由贸易。3、请求占用舟山附近未经设防的小海岛一处,居留商人,设立贮货站。4、英商货物自澳门运往广州,免税或减税。5、允许英人自由居住广州等地。6、英国货船按照中国所定税率交税,不再额外加征。7、请求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各省“开堂”传教。我们不难从中发现有些要求我们无法接受,不进行严厉斥责不足以震慑其野心,但这些请求大多与“交使通商”有关,处理的好对中国将来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况且这个时候中国也早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可是乾隆皇帝却固执地认为这是英国特意派使臣向他来进贡祝寿的,还一相情愿地强令英国使臣在车船上插上“英国特使进贡”的旗帜。当听到英使的一番言论后,大光其火,无法忍受这些来自夷国的“不成体统”的言论,甚至认为他们敢于谈这些根本就是把本朝没有放在眼里,乾隆皇帝的天国尊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西方人看来极其平常的言论使乾隆皇帝蒙受了耻辱,立即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
乾隆傲慢的在敕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所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即在广东贸易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俱纷纷效尤,以难行之事,妄行干渎,岂能曲徇所请!”乾隆皇帝说的荡气回肠,说的大气凛然,“朕体谅西洋各国的难处,所以准许在澳门开设银行,满足夷人所需。……天朝法制森严,每一寸土地都属于版图,不容分割,英人请求赏给土地一事,断不可行,……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全尔邦,共享太平之富。”在给英皇的谕旨中郑重指出:“所请多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若将来船至浙江、天津,欲求上岸交易,守土文武必不令其停留,立时驱逐,勿谓言之不豫”。
在马戛尔尼的使命失败之后,这位使者说了一番意味深长且带有预见的话,“大清帝国就像一艘航行在危险海域的旧战舰,尽管庞大无比,但只要一个尖利的礁石,帝国便极有可能随时触礁”。
这个仅仅因为礼节(双膝下跪还是单膝下跪)、心理认同和文化差异而最终导致了这次本应给古老的中国带来转机的外交,就这样因为乾隆的傲慢与偏见失去了。
三、心理上的脆弱,容不下不同的声音。愈是前期功劳大,甚至被神化,愈到后期更表现出情感上的脆弱,担心自己的名声被一个或一件不经意的声音或事情撞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不愉快”,尽管后人都不想再次提及,但终归是一个只要人类有记忆就会有永远遗憾的事实。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古代专制的国度里更多。随着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痼疾的加剧,愈是到自己统治后期,愈惧怕异己思想潜滋暗长。多疑是老皇帝的一大通病。天天听“万岁”、“吾皇圣明”,因而越老越自以为是。
据上所述,为这种矛盾心态所驱使,乾隆皇帝大兴文字狱、禁书、焚书,对知识分子的诗文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动辄杀头抄家充军,就是死了的人也要开棺剖尸,祸及祖先。
“帝制时代的独裁君主都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而以清朝为最甚,清则以乾隆为最甚。”文字狱开始于顺治,到了乾隆一朝,基于病态的“自卑心理”(文化自卑)和统治的需要,迫使乾隆帝用大规模的“文字狱”残酷地摧残汉人的“优越感”来捍卫自己脆弱的心灵。常以莫须有之罪名加之于人,刑戮甚残,官吏望风生意,讦告盛行,使人们的思想受到钳制。举两个例子说明:
史书载:乾隆三十八年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历时十载,共收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近八万卷,大量中国古代书籍,借此得以保存,是中国最大的丛书,被喻为东方文化金字塔。但高宗自以满族贵族入主中国,于前代古籍忌讳甚多,尤以明清之际记载为甚。稍涉辽事或认为于其统治不利者,多加禁毁,造成文化上之重大损失。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一代宗师孟森要感叹:“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四库全书》的编撰成为中国文明史上的一桩文化公案。
王锡侯,本名王侯,因怕自己的名字犯忌讳遂改名锡侯。花费十七年心血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乾隆四十年(1775年)刊行面世。书刊出之后,被王锡侯的同乡将此书以诬蔑康熙帝的名义告官。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认为王锡侯是狂妄不法,便奏请先革去其举人,再审拟定罪。乾隆帝尚未及处理,书辗转落到和珅手中,在《字贯》序文后的凡例中,他看到康熙、雍正的庙讳及乾隆的名字同其他的字悉数开列,不禁大喜,立即向乾隆帝参劾这本书。乾隆帝大怒:“罪不容赦,应照大逆律问拟。”下令把王锡侯处斩,子孙六人处死,全家二十一人连坐,妻媳及未成年之子为奴;并痛斥海成办事不力,革去职务交刑部治罪,海成的上司两江总督高晋,因为难辞失察之咎,一番痛骂后受到降级留任的处分。
四、重用佞臣,满足心理虚荣。乾隆到了统治中后期,由于在位期间做出过许多惊天劈地的大事,自认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今世上更是无人能比,因此,志骄意满,思想僵化,喜谀恶谏,懒于进取,倦怠朝政;又由于是一个肉身凡体,就自然在心理上和一切正常的老年人一样喜欢别人奉承、照顾。一些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正直之士、知识分子很难在心理上扭曲自己,很难做出违心的言行,即使做出来,也总掩盖不了一种矫揉造作的痕迹,使老年皇帝们不高兴,当然也就难以满足皇帝的虚荣心。而一些弄臣却能够做到这一切,甚至做的天衣无缝,使皇帝感觉这一切都在极其正常的情理之中。
[参考文献]
[1]彭勇主编:《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东方出版社,2006年10月。
[2]阎崇年著:《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中华书局,2004年10月。
[3]《清高宗实录》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中华书局1985年版。转引自阎崇年著:《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中华书局,2004年10月。
[4]张弘苑总主编:《中国全史·通史卷》第二册、第四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
[5]戴逸 龚书铎主编,中国史学会编:《中国通史·彩图版》,海燕出版社,2003年11月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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